祖父留下的临街的两间铺子，一间被用来开茶馆，另一间还是开茶馆，这倒不是父亲的主张，而是祖父临终前的遗言，谁不把黄家茶馆开下去，谁就是黄家的不肖子孙。

　　父亲并不是经商的材料，倒是沾染了旧社会公子哥儿那种喜欢喝酒、打牌、“吹光儿”的习惯，因而，料理茶馆就成了母亲的事。每天清早，母亲就起床忙碌，擦拭桌椅、清洗茶具，随着吱吱呀呀的开门声，茶馆就在晨光中现出许多亮色来，那古老雕花的工艺，泛着光泽的茶具以及散发着茶香的幽味一下子就弥漫在小街上了。

　　有了父亲“吹光儿”这个品牌，茶馆很快就集聚了很多角色，黄大公摇着扇子拖着鞋走来，刘幺叔的咳嗽声渐渐近了，隔壁的曾二哥披衣而入。不一会儿，闲人们都聚拢了，或坐或仰，或翘二郎腿，或披衣敞肚，有的大声说话，有的洗耳恭听。这时候，父亲就成了中心，他谈天说地，摆《三国》、《水浒》，讲乡俗野事，偶而还哼几句京戏。茶馆热闹起来，母亲终日笑眯眯穿梭倒茶，遇到场期，茶馆生意更好，买猪卖牛，谈事聚闲的，都围坐在茶馆，茶客们好像预约似的，赶场办事，聚堆闲聊，都要泡在茶馆，几村几寨的事都在茶馆里传播，谁家娶媳嫁女，谁家猪肥牛壮，只要在茶馆里一坐就能探听到消息。母亲深谙经营之道，茶钱收得极低，两三角钱就能泡上一整天，

　　运动开始了，从县城来的红卫兵，很快进入黄家茶馆，在驱走茶客后，就开始对父母宣布政策，然后在“砸烂一切封建迷信的口号声中”桌椅破碎，茶盏乱飞，黄家茶馆很快陷入一片狼籍之中，但运动并没有结束，斗争会一浪接一浪，被打成地主反动分子的父母亲成了批斗会上必不可少的风景，两间茶馆也很快被公社没收。在那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偏房里，父亲长吁短叹，不断喃喃自责，说自己毁了黄家茶馆，自己是黄家的不肖子孙，性格刚毅的母亲在不断安慰父亲之后，便从此默默无闻地承担起全家的事务和对我们的教育，使我们几兄妹在那并不倡导读书的年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文革结束后，公社很快还给了两间被没收的铺子，在是否还开茶馆这件事上，父母争执不休，争执的结果，一间由父亲继续经营茶馆，一间则由母亲开一家杂货铺，母亲的店生意特别好，父亲则经营得十分惨淡，逐渐富裕起来的乡亲们，除了购买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外，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已经从曾经盛极一时的茶馆中迷恋起电视、收录机来，小街上不断滋生的录像厅，已经把黄家茶馆逼向尴尬的窘境。父亲不得不把板壁撤掉，母亲的杂货店一下子成了乡街上最大的商店。

　　但父亲的落寞并没有改变过来。今年过年，看着在外工作的几个儿女，父亲并不显得十分喜悦，我们知道他是在怀念临街的老茶馆，而撤掉老房子修高楼的主意又是我们兄弟两个出的，弟弟便安慰父亲说“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是要以一些文化的消失为代价的，老茶馆的消失是一种必然，这与孝不孝顺没有必然的联系。”父亲身陷在沙发里，脸上的皱纹像沟壑流淌，眼神里透着失落和迷茫，弟弟和我便不再说话……

　　老茶馆消失了，消失了的不仅仅是黄家茶馆，根据相关资料，老茶馆在全国已寥寥无几，代之而起的是各种高档的茶楼，也许弟弟说得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消费文化，老茶馆作为盛极几千年的文化现象，如今只能走进书中，走进各种各样的传说里，但它所营造的那种气氛，那一份洒脱，那一种与农耕文化相依的深度，那一种关注苍生大众的情怀，长时期弥漫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难道中国的大地上真的就不能安放几家老茶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