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茶叶无论好坏，都是人制造出来的。但似乎又不尽然，有些时候倒像是自然之力在无意中帮了一点忙，某种茶叶才从此产生。例如黑茶，据说就是运输途中淋了雨，不知不觉地起了发酵作用，于是造就了这种新的茶叶类别。在这一点上，茶叶似乎更像是自然之子，与现代工业的产品，如电脑、汽车、手机等等全由科技发展造成颇为不同。

　　红茶是如何产生的？我查了几本有关的书，似乎并没有确凿的说法。邹新球所著《武夷正山小种》一书中记录了一个传说，似乎可以看作红茶之所以诞生的根据。书中说：“江元勋讲述其家族流传有红茶产生的说法：其先祖定居桐木关后世代种茶，约在明末某年时值采茶季节，北方军队路过庙湾时驻扎在茶厂，睡在青叶上，待军队开拔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搓揉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因当地一直习惯于绿茶，不愿饮用这种另类茶，因此烘好的茶便挑到距庙湾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给2-3倍的价钱订购该茶，并预付银两，之后红茶便越来越兴旺。”陈宗懋主编的《中国茶经》“小种红茶”条中也记录了这个传说，只不过时间变成了清道光末年。虽然时间差了一两百年，但一群士兵跑到人家刚采回来的青叶上睡了一觉，使青叶受热发生了变化，成了红茶制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道工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茶叶种类，不能不说是颇具传奇色彩。

　　我们之所以先说正山小种红茶的诞生，是因为红茶中它出现得最早。既然这种与众不同的茶叶颇受欢迎，其制作技术也就自然地传播开来。吴觉农先生《茶经述评》一书中考证出了它的传播路线：福建崇安、郑和、坦洋、白琳—江西铅山（河口）—修水—浮梁—安徽东至—祁门。至于在这传播过程中，加工技术于何时何地发生变化，进而形成工夫红茶则不甚清楚。

　　《中国茶经》“祁门工夫”条中记载：“光绪元年（1875年），黔县人余干臣，从福建罢官回籍经商，在至德县（今至东县）尧渡街设立茶庄，仿照‘闽红’制法试制红茶。1876年，余从东德来到祁门，并在西路历口、闪里设立茶庄，扩大生产收购。继而在南路贵溪一带，也有人试制红茶成功。当时上海‘同合荣’茶栈也在祁门贷出资金。由于茶价高，销路好，人们纷纷相应改制，逐渐形成了‘祁门红茶’。”这里提到的“闽红”是否已是工夫红茶无从了解。只是工夫红茶的产地日渐增多，至今已有闽红工夫、河红工夫、祁门工夫、宁红工夫、宜红工夫、川红工夫、湖红工夫、滇红工夫等十余种。工夫红茶与小种红茶制作上的区别，似以少了松烟熏一道工序最为重要。红碎茶则是由印度人制造，多了一道切碎的工序，优点是浸出物较易泡出来。

　　与绿茶相比，红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绿茶作为饮料，最大的特点是更多地保留了植物本来的色泽、香气与滋味。喝的时候会自然地觉得与大自然的亲近。红茶则不同，汤色红艳到了殷润的地步，味道也不像绿茶那样于简单中显出丰富，而是浓郁浑厚，好像是很多原料混合而成的滋味。所以，红茶虽然是中国人所创造的，外国人似乎倒比中国人更加喜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例如气候、饮食习惯、文化观念的不同等。

　　从唐朝陆羽的《茶经》开始，中国人饮茶就有了追求纯粹性的传统。此后如宋赵佶的《大观茶论》、明罗廪的《茶解》、明徐渭的《煎茶七类》都坚持这种传统，就是反对在茶中添加其他东西，以品尝到茶的本味。其中以《茶解》说得最为清楚，“茶内投以果核及盐、椒、姜、橙等物，皆茶厄也。茶采制得法，自有天香,不可方拟。蔡君谟云：莲花、木犀、茉莉、玫瑰、蔷薇、惠兰、梅花种种，皆可拌茶。且云重汤煮焙收用，似于茶理不甚晓畅。至倪云林点茶用糖，则尤为可笑。”这种喝法，主要是针对绿茶而言的，因为绿茶的滋味总是清淡的，添加别的东西进去，这清淡就被破坏掉了。此外，这好像也和士大夫追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人格有关。

　　其实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着在茶中添加其他食物或饮料的习惯，主要流行在西南、西北的各少数民族之中，如白族的三道茶、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奶茶等等。

　　在红茶中加奶加糖好像是由英国人兴起的，很为周作人所轻视，《喝茶》中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其实，英国人这样喝红茶固然和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也和红茶自身的特点有关系。红茶无论汤色还是滋味都很浓郁，而这浓郁就使红茶有了很大的包容性，其他的饮料和食物放进去，不是把茶的滋味破坏掉了，而是彼此亲密无间地融和在一起，成为味道更加丰富同时又不是格格不入的饮料。

　　我们固然认为喝纯粹的绿茶是一种很好的中国传统，但中国创造的红茶与外国的习惯混合而成的饮茶方式也值得我们玩味与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