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事佬”就是以喝茶的方式来调解矛盾的公道人，是乡亲们送给我父亲的一个称号。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那时村里族人中，有点学问能讲出点道理的人不多。我父亲念过私学，后又在西安工作了几年，于解放前夕携我们全家回到了故乡。父亲在我们族中属长者，为人随和，善于言谈。缘此，父亲渐而成了村上人德高望重的宗长。那时我们村有一个约定成俗的规矩：谁家有了事儿包括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都要请一位大家公认的有声望、辈分高、见识广，并能主持公道的人来解决。因为这些事都属于民间争端，族中私事，加之当时还没有解决这些矛盾的官方渠道，老百姓也耻于因小事上衙门打官司，基于这样的人情乡情，我父亲便自然被推举为“公道人”了。

　　“茶事佬”这个称号也有一个缘由。给乡亲们调解裁决这些民间私事儿，得有一个能避双方之嫌的公道处。父亲在外时就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而距我们村不远处的一个小集镇上，就开有一家“悦来茶庄”，父亲常去那里喝大碗茶，和老板也挺对脾气，于是，遇有此类的调解事儿，父亲便想到让双方当事人都到茶庄去，一边喝茶消气，一边细说评理。因为茶庄属于第三方地点，不涉嫌他方之私，并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父亲这样安排，果然双方当事人都乐而接受了。我当时年纪尚幼，常跟着父亲去看个热闹，于是便有了这段难忘的记忆。记得每有此事，双方必须按照父亲约定的时间到茶庄见面。茶庄老板特为父亲在内间定下一个茶室。一进这个茶室，举目可看到一个父亲书写的隶体的“和”字贴在正面墙上，茶桌的中间，则放着一个“让”字的双面字牌。客人来到之前，茶庄老板就把茶给沏好了。父亲的上位席上，专门泡有一壶茶，另加一个茶盅，而坐在父亲两侧的当事人面前，则只摆着一个茶碗，他们两个要共用放在对面的一个写有“和心”二字的茶壶。这个摆法，可见父亲和茶庄老板的一份用心了。双方入座后，父亲先站起抱着拳客气地对双方说：“敝人受抬举了。如言有不当，还望多多包涵。”大家共饮一杯茶后，父亲又接着说：“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今天说话是可讲可辩不可吵，要忍要让不要截（截断对方的话）。君子要成人之美，不可与人为恶。要好，大让小。”于是年龄稍小的一方或辈分稍低的一方，便先陈述起来。父亲认真地听着，有时还用笔记着，一边喝茶，一边不住地点头，显得沉着冷静，不愠不迫。当一方陈述完毕后，父亲会接话把有不清楚之处，让陈述者再说一遍，之后确认陈述者“全讲完了”，再让另一方说。中间如遇有顶嘴的势头，父亲会及时端起茶杯，忙说：“来来来！喝两口清清心，降降火！”有父亲这面子在，或说公道在，双方只好忍下来，端起茶杯勉强喝上几口，那一触即发的火气，也便被这茶水平息了。

　　父亲当“茶事佬”，重在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公道伦理定是非。记得有一次，两家为争一墙之界，而争吵了好几年，因双方各不相让，致使两家产生了堵路的现象。父亲最后一次调解时，特意写下四句诗挂在茶室里。诗曰：“两家失和为一墙，此事做得欠思量。为贻子孙千般好，让它一墙又何妨？”父亲从两家后代的长远利益入手，劝两家互让和解。结果还真的化解了多年的矛盾。后来两家的院墙各向里挪了二尺，把过去的“死路”，变成了能通大车致富的活路，现在的两家已亲如弟兄了。

　　父亲当“茶事佬”，有甜处也有苦处。他曾对我说，为人一善，胜造七级浮屠。他因此而受到乡里乡亲的敬重和赞誉。但这其中也有不少下力不落好的事儿，甚至吃亏受气。有一次，父亲以公理调解好的事儿，后因一方在乡里找到一位当官的亲戚，谎说吃亏了，便又翻案，故意找我父亲的茬儿。把我父亲传到乡公所，诬告我父亲“私判讼事，从中得利”，硬让我父亲写下“悔事书”。

　　除了这些，更多的是父亲自掏腰包垫茶钱。按茶事规矩，经父亲调解后，谁认输谁掏茶钱买单，可有的输者却说“输理不输钱”，事后茶老板便把这茶钱记在我父亲的账上了。到了文革初期，茶庄关门时，茶庄记了父亲30多元的茶钱。父亲无奈，便暗自把他珍藏多年的一只“瑞士怀表”抵了茶账，算是把他当“茶事佬”的一段经历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