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信用也不是富裕群体的名片。尤努斯、茅于轼和高战的努力，使我们理解了民主互助才是农村草根金融、穷人银行成功的基石！”

　　民主互助是“穷人银行”的成功基石

　　有人强调，“穷人银行”的理念取自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模式，有人强调，“穷人银行”的定位是“为穷人服务的商业组织”。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强调，“穷人银行”的成功，离不开“民主互助”这块基石。

　　欠缺的农村金融

　　“从经济角度而言，目前三个农民的收入和一个城镇职工的收入相当。除了农产品价格过于低廉，甚至有国内外倒挂之外，农村金融的欠缺也是造成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钟伟说。

　　其实，从金融层面看，农村贫困的成因并不复杂。钟伟分析指出，一是币值的持续急剧下降。目前，我国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致相当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1.5到2倍不等。在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负债率都偏高，金融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缩水，使这些部门得益。但对于农业和农村而言，金融负债少储蓄多，资金便很难向“三农”回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使得农业和农民积累的微薄储蓄变得更加不值钱。二是农村金融机构和市场欠发达，草根银行和穷人银行不足，加上农业基础设施的损毁，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仍处于自生自灭的靠天吃饭状态。

　　钟伟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货币持续超速的发行导致币值下降，其好处是掩盖和缓解了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坏事是居民储蓄不断贬值。目前看来，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维持在年均10％以上增速的趋势仍将延续，几乎没有长期金融负债的农业和农民仍将受到长期损害。此外，“草根银行”难觅也是问题之一。尽管有不少银行声称其中小客户占全部客户的8成以上、信贷余额占据半壁江山，但实际上，农村和农户的贷款占比仍少得可怜。

　　不可照搬的范式

　　“粗略地说，从金融层面扶持三农的成功经验大概有三类。”钟伟总结道，其一是世界银行和一些跨国银行在非洲的实践。据有关数字显示，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往往需要把利率提到很高的水平，有时甚至要高于年息的20％才能覆盖贷款损失，否则积累的坏账就有可能使农户贷款难以为继；二是在以法国等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中央财政通过贴息等错综复杂的手段来补贴农业和农村金融，这种“输血”从未停歇过。美国的社区银行与之有类似之处，但受政府支持较少。三是孟加拉的尤努斯取得惊人成就的“穷人银行”。在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中，640万的客户都是穷人，其中，96％是女性，还款率高达99％以上。

　　然而，对于我国农村而言，国外这些成功案例的参考价值并不是100%。钟伟指出，尤努斯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条，即，对穷人培训加上连坐连保。从中国的情况看，类似跨国银行这样的高息贷款，农民可能很难消受得起；像法国这样以财政支持为后盾的农村金融，中国政府可能暂时难以负担；像尤努斯那样的穷人银行，需要一些奇迹。因为，对穷人短期培训通常会增加贷款成本，而且，农民的生存技能和信用习惯很难在瞬间内出现转变，连坐连保也不是新颖的东西，此外，99％以上的偿还率，也是难以企及。

　　民主互助的精彩

　　在我国，令人称道的农村实践案例也是俯拾皆是。钟伟举例说，农行基层网点和员工的长期辛勤付出，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功不可没，配得上“大行德广”的行训；源自浙江的农村民间金融也可圈可点；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也为农村金融注入了新活力。但上述这些均未摆脱“输血”的特征。

　　钟伟认为，在农村，茅于轼和高战的农户贷款模式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的思考，尤其是高战在江苏新沂县窑湾镇陆口村创立的互助基金会，更为精彩。

　　高战的互助基金会的设计原理是民主互助，该基金会表现出了四大特点。

　　钟伟指出，首先，互助基金来源于村民的储蓄，借款人也是村民，钱存和借都在村里，这就意味着，如果村民有借有还，那么对全体存款人来说都有好处，如果个别村民有借无还，那么损害的将是全体村民的利益，这种激励约束是极其有效的。其次，村民把钱存入互助基金会，得到的利息收入要高于同期银行的存款利息。这是因为，互助基金会的贷款利息比大银行高，同时也比大银行方便快捷得多。再者，村民向互助基金会借钱，如果是从事生产，则需要支付利息，但如果是困难家庭用于看病上学，通常不要利息。

　　还有一点，是互助基金会由村民共同推选而成，管理章程由村民共同制定，每笔借款和基金每年的财务明细都公开明示。这便是典型的民主决策和监督、市场化运行的一种模式。运行5年多来，村民在互助基金会的存款不仅是本金安全，而且利息还比大银行还高；村民在互助基金会的贷款有借有还，种植养殖运输加工搞得很红火。这个基金会的自我造血模式可望在更大范围内取得成功。

　　但是，民主互助基金会带给村民的好处并不仅仅局限于存钱与借钱。钟伟解释说道，村民们从对基金的管理中切身体验到了很多事情。当村民试图理解为什么钱存在村里比存在银行里能挣到更多利息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对他们自己信用和勤劳的褒奖；当村民互助基金的存贷款利息相抵，还有盈余的时候，村民还可能在共议之后，用这些钱给村里修路安装路灯；本村村民开始思考，互助基金会的章程、管理和账目都是公开的，因此大家有好处有义务，那么村干部选举和村财务能不能公开？邻村也过来取经，想在自己村里也搞民主互助基金，那时，金融管制和基层民主的无形障碍，也将会逐一现形。

　　“因此，在我看来，民主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信用也不是富裕群体的名片，高战、尤努斯、茅于轼等人的努力，使我们理解了民主互助才是农村草根金融、穷人银行的成功基石。”钟伟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