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德宝，1928年4月出生，1945年参加工作，1947年参军，1949年入党。转业后做过基层单位的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府机关秘书，1966年调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90年离休。他热爱供销合作事业，年逾八旬仍然笔耕不辍，发挥余热。2009年9月，被中组部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在全国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和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

　　一路走来，“绰号”相伴

　　同事们都称傅德宝是“合作社迷”，那是因为，一提起合作社，这位80多岁的老人就来精神。在工作岗位几十年，他有过不少绰号，每一个绰号都和他的工作有关。

　　1949年，从部队转业后，傅德宝被分配到北京市东单区消费合作社联社作人事科长。在这里，傅德宝有了他的第一个绰号——“宣传迷”。因为他喜欢看报纸，关心国内外大事，每每和同事们谈起国家的方针政策，总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宣传迷”的称呼从系统内，传到了系统外。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程宏毅，在不同的场合听过傅德宝作报告，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亲自点名调他担任秘书。那个时侯，傅德宝已经是东单区消费合作社的党委书记了，由于精通业务，绰号“菜虫”由此而来。 1966年，傅德宝随程宏毅到供销合作总社，直到离休，没有离开过供销合作社系统。

　　七十年代后期，傅德宝担任基层工作局的副处长，那个时侯号召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他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很快又被大家送了一个绰号——“贫管迷”。 

　　进入八十年代，傅德宝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的资料收集和整理上，他逢人便说，逢会就讲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机关的同事们索性见面就叫他“史料迷”。

　　80岁那年，傅德宝写过一篇文章，《八十情怀——我人生的金语良言》，他说自己的人生准则四句话：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待人，长长远远看事。他说，干任何事情，事业心是第一位的，有了事业心，才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人这一辈子，能认认真真地干出点事来，是一种快乐，更是一种幸福。

　　“小人物”与“大事业”

　　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傅德宝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因为自己兢兢业业的工作，引起过一些“大人物”的关注，并对整个事业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说起那篇李先念副总理题词的调查报告，他记忆犹新。

　　代购代销店是农村商业网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支援农村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城乡物资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七十年代，傅德宝在基层局工作，经常和同事们一起深入农村的商业网点，包括代购代销店（简称“双代店”）进行调查研究。1973年，他写了山东栖霞县“双代店”的调查报告，当时的李先念副总理看后，给商业部长范子喻写信说：“栖霞县代购代销店的调查，也是农村社办商业的一种形式，能否集中收集这样的材料，印发各地”。据此，傅德宝又和同事们一起，编辑出版了《办好农村代购代销店》和《农村代购代销店管理办法》两本书，在全国公开发行，推动了“双代店”的发展。在有关的历史资料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组数据：1965年，全国只有11万个，到了1977年，代购代销店就发展到了40多万个。

　　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来往，还不止这一次。

　　《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问世之前，他和同事们商量，想让李先念副总理给丛书一个题词，报告打上去之后，李先念办公室来电话告知：先念同志说了，以后不再做题词这类事了。

　　是就此作罢，还是继续争取？傅德宝选择了后者。又过了一两个月，他改变方式，以总社副主任程宏毅的名义写报告给李先念办公室，很快就拿到了李先念副总理的题词：全心全意工作，努力把供销合作社办成农村经济服务中心。这套由李先念题词，薄一波题写书名，程子华作序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丛书》共6本850万字，如实记录了中国供销合作社70多年的历史，为传承合作社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1985年，傅德宝一篇《中国供销合作社历史沿革》的文章，被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看到后，批示说：这是一份简明扼要的材料，看后颇有启迪。合作社经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也有40多年的历史（这里是指新中国的合作社），几经沧桑，证明它是完全合乎中国国情的一种经济组织。对于搞活农村经济，沟通城乡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统一市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业体制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搞得好，很可能成为同乡镇企业统为一体的农、工、贸经济体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和生命力。因此，我认为应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并且加强这方面的体制改革的研究，甚至考虑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组织，让这朵社会主义经济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恢复供销总社的呼声，一直就没有断过，在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1995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与商业部两合两分之后，第三次恢复。

　　工作中的力争哲学

　　在《八十情怀——我人生的金语良言》中，傅德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箴言，除了要有事业心、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不怕困难、多积攒资料、多做调查研究之外，他强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工作争取法。

　　傅德宝说，做任何工作都有一个“争”字，争取多做，力争做好，要有一种死乞白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历史研究，搞史料工作是他争来的，史料编辑的书名、题词是争取来的，甚至为供销合作社单独修志，也是争取来的。

　　八十年代，各省开始修志，但是当时供销合作社大部分与商业在一起，没有单独的机构，修志部门坚持把供销合作社志放在财贸志或者商业志中列出一章或者一篇。为此，傅德宝和同事们一道，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向修志部门宣传供销合作社单独修志的意义，多次向中央修志领导小组汇报外，还在地方志杂志上写了多篇文章进行宣传，经过艰苦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供销合作社都开始单独修志。

　　万事开头难，没有资料，他们就在全国先后开了十多次会议，组织了七八千人，用了10年的时间，收集合作社史料十几万件，4亿多字，经过筛选整理，《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最终得以顺利出版。

　　同样也是争取来的工作，还有《刘少奇论合作经济》一书的出版。在编写史料丛书的过程中，傅德宝发现刘少奇谈合作经济问题的文章不少，就想着能不能出一本刘少奇论合作社的专辑，编辑室会议讨论后认为，一个部门不好出这样一本书。但是傅德宝不想放弃，提出与中央文献研究室联系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在得知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这一想法颇感兴趣的消息之后，傅德宝和同事登门拜访，详细谈了自己的想法，总社领导也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就这样，经过两年时间工作，1987年，《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一个专业部门合作出版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第一本专著，是马列主义合作社经济思想的一座宝库，意义深远。

　　一个人与一项事业

　　1990年，傅德宝光荣离休。

　　离开了工作岗位，并没有降低他对供销合作事业的热爱和关心。几年前，时任总社理事会主任的白立忱同志率中国供销合作社代表团访问法国、荷兰的出访报告在总社内部印发，傅德宝看到后，建议将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使中央领导进一步了解供销合作社，更加支持我们的工作，总社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以正式报告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胡锦涛、温家宝、回良玉等中央领导分别在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供销合作社的工作和改革方向，极大地鼓舞了供销合作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热爱本职工作，为“三农”服务的热情。

　　2008年，在一次老同志大会上，他听到“供销合作社改革26年”的提法，感到欠妥，就给总社党组写了一份建议书，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供销合作社改革的起始时间应该为1978年。之后，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供销合作社改革初期纪事——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进一步阐述供销合作社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

　　合作社理论和文化的研究“文革”结束后一度中断，进入新时期以来，傅德宝第一个提出要恢复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合作社文化这个概念。类似的第一，还有很多，比如第一次提出制定合作社的标识，第一个制定供销合作社业务等级标准、出版第一本供销合作社大事记、第一部合作社法规选、第一本统计资料……等等，作为一个拓荒者，他用自己孜孜不倦的行动给后来者留下了许多可供参考借鉴和启迪的东西。

　　81岁老人对共和国60年的献礼

　　今年是共和国60年大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傅德宝就开始琢磨，自己该做点什么，向共和国60年生日献礼。经过思考，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供销合作社的历史方面做文章，再三斟酌后，他确定了两个题目：《中国供销合作社60年发展历程》和《中国供销合作社60年大事典》。

　　初选原始资料，他从各处复印了500多份近百万字的资料，然后从中进行节选、剪贴、排序等。资料、史料的容量很大，如果不是平日里点点滴滴的积累，仅靠临时找资料是很困难的。连接资料、推敲文字、排列顺序、打印、校对，都是很繁琐细致的活儿，可以想见，这对一个已经81岁的老人来说工作的难度。更难得的是老伴儿对他的理解和支持。剪贴资料的那两个月中，房间的角落都是散落的纸片，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老伴儿不看电视，连走路也是轻轻的，安安静静地陪着在一边忙碌的老傅。

　　《历程》和《大事典》如期完成。李成玉主任于9月9日对《历程》作出批示：“这是一份非常好的总结，对供销合作社60年发展历程作了全面、客观的回顾；对一些重要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发掘了很多有意义的资料。此份报告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会长穆励称赞傅德宝“做了一件大好事”。

　　看上去80岁的脸庞，却有着像是70岁的身板，60岁的思维和50岁的腿脚。对养生保健，傅德宝深有体会。他说，健康是精神、是幸福、是财富、是贡献。健康可以使自己不受罪，家庭少受累，还可以少花医药费，不给组织找累赘。

　　这位健康又快乐的老人，又开始思考、琢磨着他明年、后年要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