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尹盛喜先生创办老舍茶馆至今，短短20年的时间，老舍茶馆的文化效应堪称传奇，它的成功在于很多人想复制却无从复制，当我们去研究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成功的轨迹时，几乎仍然很少找到像老舍茶馆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是在经营还是在传承，老舍茶馆甚至脱离了我们可以借鉴的世界上成功的范本，成为一个独特的样本，由此我们也很难去定义老舍茶馆的尹盛喜先生，是民族艺术的扶持者，还是超前意识的时代弄潮儿，抑或是民族企业的标志性人物，或许这一切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才有了今天的老舍茶馆，才有了这样一个集粹民族艺术的炫丽舞台……

　　“1988年茶馆开始成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生于60、70年代的我们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的来势汹涌，我自己也曾沉醉其中，对于这些当时我们也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但是父亲却感到了深深的忧虑和惶恐，那就是我们在接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出现了摒弃本民族至为宝贵的民族曲艺文化的趋势，中国传统曲艺不可避免地被掠去了大片江山，而这也让深爱民族艺术的父亲担心，所以从一开始，父亲就把‘扶持民族艺术花’作为办馆宗旨”，现任茶馆掌门人尹智君在回忆茶馆开张的情景时无限感慨，“不过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成就了今天的老舍茶馆。”      

　　从1988年尹盛喜先生创办老舍茶馆，短短20年的时间，老舍茶馆已经成为京味文化的一个标志，20年的发展，老舍茶馆的文化效益堪称传奇，它的成功在于很多人想复制却无从复制，即便是老舍茶馆本身要另辟他处开一个分店在现在也没有可行性，“我们曾经尝试过，研究过很多可行性方案，但是最起码在现在还是不可为。”尹智君很坦率地说，“这也是让我们老舍人感到骄傲的地方，从开始创办，父亲就为老舍茶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别人很难复制。”

　　事实上直到现在的中国，当我们去研究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成功的轨迹时，几乎仍然很少找到像老舍茶馆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显然这是一种几百年前中国商人成功但却被我们抛弃的路径，他让我们恍惚，或许转了一个圈，在一个以西方商业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社会，中国传统经营理念和模式的隐性光辉正在拂去它的尘沙。

　　是在经营还是在传承，老舍茶馆甚至脱离了我们可以借鉴的世界上成功的范本，成为一个独特的样本，由此我们也很难去定义老舍茶馆的尹盛喜先生，是民族艺术的扶持者，还是超前意识的时代弄潮儿，亦或是民族企业的标志性人物，或许这一切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才有了今天的老舍茶馆，才有了这样一个集粹民族艺术的炫丽舞台。

　　乌托邦

　　1988年茶馆成立之前，马三立还在天津的一个自行车场地看自行车，崔琦也只是社科院刚刚借调的一个小科员，琴书大师关学曾除了偶尔去串个场，大部分时间也只是闲在家里。彼时，从北京曲艺团毕业没多久的李伟健和武斌，也因为找不到演出场地而在考虑是否应该改行正苦恼不已，北京京剧院的一大批京剧演员也踌躇不展。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说：“除了少数名角和一些武戏人员偶尔有些演出外，文戏人员演出几乎空缺。”作为国剧的京剧尚且如此，更遑论其它曲艺节目。单弦表演艺术家张蕴华说：“曲艺团连个演出的场地都没有，售票的钱还不够交场租”，整个曲艺界一片萧条景象。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1988年老舍茶馆开张了，曲艺界的人士都兴奋不已，从开张伊始就在老舍茶馆演出的鼓书艺人马增蕙老师说：“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了一块栖息地”。开馆当天“琴书泰斗”关学曾，曲坛名家魏喜奎、连丽茹，大师骆玉笙，相声名家李金斗、陈涌泉等都在茶馆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当时的这一盛况被敏锐的新闻记者捕捉到了，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一切都给了老舍茶馆一个良好的开端。

　　尹盛喜本人多才多艺，会拉胡琴、唱戏曲，酷爱京剧、曲艺，在茶馆成立之前就开始资助民族的曲艺事业，结识了不少曲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也是他开办茶馆一定要搭建一个舞台的原因。

　　于静是老舍茶馆的第一批服务员，回忆老舍茶馆那时候的舞台，已经成长为茶馆部门经理的她仍然记忆犹新，“那时候我只有18岁，是老舍茶馆的第一批服务员，当时在茶馆演出的都是中国曲艺界的大腕，能够那么近距离地看到那么多明星，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不过接下来的情景却并不让人那么乐观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社会受到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猛烈冲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艺术几乎就是“土”的代名词，它也很难产生经济效益，当时我们的社会是一切向“钱”看的拜金海潮，传统的曲艺节目除了偶尔在春晚露个脸，平时也很难看到亮相的机会，提供演出场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样一种大环境下，在很多人看来，为曲艺人士搭建一个舞台可以说是尹盛喜先生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

　　最初的三年也是老舍茶馆最为艰难的3年，于静告诉记者：“当时我们总是看到老尹总一个人在拉着京胡，曲调却是忧郁的，那也正反映了尹盛喜当时的心情。”作为茶馆的经营者，他肩上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他底下的员工也要吃饭。

　　茶馆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西大厅,演出都是在东小厅进行,场地比现在的西大厅要小很多,即便是这样,上座率也很低,来看戏的一般都是曲艺界的一些票友,再就是机关团体的包场,个人掏钱来看演出的少之又少。“哪怕台下只有一名观众,整套的节目也要进行下去,有时候这名观众去上厕所了,往下一看,底下空荡荡的,但是节目也要演下去”,跟着尹盛喜一起创业的华云 (老舍茶馆总经理助理)说：“茶馆刚开业的时候演出大厅的票价最便宜的是8元,最贵的是20元,那时候给的小吃，除了老北京的点心还有老尹总从深圳弄来的腰果，一小桶一小桶的提供给顾客,说实话,我们那时候压根都没见过腰果，刨去给演职人员的费用,最初的三年演出大厅都是赔钱的。"

　　"演出大厅这边的亏损基本上都由卖工艺品门店那边来补缺，即便是这样，茶馆也仅仅是能够维持下来。"同样是茶馆的元老级人物王建辉（茶馆副总经理）回忆："我还记得领导层开会的时候，当时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变通一下，改变一下舞台演出的项目，穿插一下当时流行的潮流文化，但是这个提议被尹盛喜坚决的否定掉了，如果没有他的坚持，我想也就没有今天你看到的老舍茶馆。”

　　基调

　　必须是民族的东西，不要现代的东西，这是当时尹盛喜为茶馆的演艺大厅的演出节目定下的基调。这个基调在后来的日子茶馆一直没有改变过。当然，老舍茶馆最初的样子就是按照我国古代大茶馆的形式来设定的。这个成功的方式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也曾经盛极一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都凋落了，1988年茶馆开张会不会重蹈覆辙，大栅栏的老字号生存的现状就是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例子。

　　“开茶馆当然想赚钱，不过他更大的心愿是为了扶持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在现在看来这可能没什么，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宝贵，国家也非常重视，但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现在我们都知道文化创意产业，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身体力行则更不可能。”王建辉认为，或许这就是老尹总与众不同的超前意识或者说坚定信念，他相信民族的东西必然会大放异彩，重新夺回人们的眼球。

　　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尹盛喜也非常重视媒体的宣传作用和广播电视的传播作用，在北京文艺广播台合办每日相声,每年给电台赞助费。1989年，老舍茶馆与北京电视台合作举办元宵晚会,后来又举办了中秋晚会。举办元宵晚会时，北京电视台也非常重视，准备了半年的时间，刚刚花了100万美元买的转播车开到老舍茶馆时也让茶馆的员工们开了眼界。晚会举办得相当成功，集萃了当时中国曲艺界的名人，灯光也打得非常漂亮，把老舍茶馆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呈现出来：穿堂而过穿着旗袍大褂的服务员，建筑和中国曲艺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那时候北京电视台节目节目还没有上卫星，但是对外的电视节目已经开始交流，这两台节目后来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播放，引起轰动，后来台湾的一家电视台在这里拍了一档节目,大年三十在台湾，也让台湾的观众开始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可以寻往的老舍茶馆。

　　相似的文化渊源更容易产生共鸣，这两台节目播放后，陆续开始有海外游客到茶馆来参观看演出。那时候台湾与大陆还没有彻底放开，最先到老舍茶馆旅游的是我们的近邻韩国人，后来是日本人，再后来是港台地区的。陆陆续续地国内来旅游的客人也开始把老舍茶馆作为一个点。

　　1993年、1994年的时候，来老舍茶馆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火的时候，东大厅的过道里要摆满小凳子，东大厅开始不够用了，1994年，茶馆的演艺大厅摆到了西大厅，座位整个翻了三倍。节目的类型也随着顾客群作了相应的调整，刚开始舞台的演出以京剧和曲艺居多，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天桥的杂耍、变脸……海内外媒体采访的也多起来。“我们的企业从来没有做过广告，但是这些媒体的报道为茶馆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到了1994年，老舍茶馆在海外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了，美国总统老布什访问老舍茶馆的时候，也正是冲着茶馆极具民族特色的曲艺演出来的。老布什和尹盛喜先生握手的镜头被新闻摄影师捕捉到了，后来被塑成泥像放在茶馆一楼的大厅，成为一道颇具历史意义的独特风景。这个具有历史的瞬间第二天被世界各大报纸刊载，老舍茶馆也开始在欧美人群中积聚集人气，这样，摆在老舍茶馆面前基本上是一条康庄大道了。

　　从这里起航

　　每晚7：50，老舍茶馆西大厅的演出准时开场，来这里看演出，还得提前电话预订座位。从京剧到相声，从单弦到双簧，从北京琴书到川剧变脸，从皮影到杂技再到令人振奋的少林功夫秀，节目安排得相当紧凑。这里是一个民族艺术的灿烂舞台，让你目不暇接的同时不得不慨叹中华艺术的精彩。

　　从1988年创建之初到如今，老舍茶馆的舞台可谓名家荟萃——侯宝林、马三立、关学曾、王玉兰、梅葆玖等大师都在这里登台献艺，老舍茶馆的舞台集聚了中国一半以上的知名曲艺名家。许多人也以在老舍茶馆演出为荣。

　　老舍茶馆诞生之时，没有人会想到老舍茶馆会成为推动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力量。

　　70多岁的马增蕙老师每次到这里演出之前都要在老尹总的像片面前上一炷香：“我们曲艺界的人士都非常感激尹盛喜先生。”

　　1986年以前，琴书大师关学曾不为人们所知，尹盛喜出资在北京文艺广播电台为关学曾录节目，抢救这一濒危的剧种，从1988年开始，关学曾每晚都要在茶馆上演北京琴书。那时，广东音乐甚至在它的发源地广东都没有人愿意举办，老舍茶馆举办了四届，尹盛喜还亲自参与了演出；含灯大鼓也几乎被人遗忘，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王玉兰的含灯大鼓在茶馆开唱，逐渐为人所熟知，并最终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手影表演艺术家焦建东和石磊的手影戏表演也是因为台下观众看了，推荐给央视上了央视的春晚而名声大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演员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过了两三年就开着车来了。对他们来说，老舍茶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平台。”王建辉说。

　　“如果没有老舍茶馆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十几年前，刚刚从曲艺学校毕业没多久的李伟健和武宾开始每天下午在老舍茶馆演出。“刚开始的时候，晚场的演出还轮不上我们”，对于一对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茶馆扶持尤为重要，老舍茶馆也成为检验他们作品的最好的场所，几乎每推出一部新的作品，他们首演的地方必是老舍茶馆。茶馆的观众来自四海各地。2005年，《咨询热线》在上春晚前已经在老舍茶馆演出了十个月，《娘家人》、《彩铃声声》、《调个》这些相声都是在老舍茶馆打磨成熟后，走向了全国。也正是这个原因，俩人至今对茶馆还心存感恩。到如今，繁忙的他们还经常抽空跑回来，有了新作品，老舍茶馆依然是他们首演的地方。

　　“我们民族的文化本来就绚丽多姿，一旦找到了一个舞台，过个三五年甚或十几年，便可能重新启发视觉，重新卷土重来。中国的舞台艺术一贯是历久而弥新，父亲在那个大家都迷惑的年代成了最先的实践者。”尹智君说。当我们经过一些生猛的“潮流”文化冲击洗刷之后，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的精神力量，民族文化也重新崛起，迎来了今天传统曲艺的重新绽放，这当中有尹盛喜先生对民族文化的担当和历史视角。让我们疑惑的是，老尹总当时除了有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的情节，是否还应该说他有一种当下的文化创意产业的超前经营理念，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让他塑就了今天的老舍茶馆？这个放大的效应也许在今后的岁月里在人们研究企业的经营模式时,在人们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时还将不断被人提起，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民族艺术又开始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