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叫《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的书介绍了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情形。当时有记者问杨振宁，对于现代物理学的兴趣是不是来自芝加哥的费米实验室？杨振宁答道： “不，我对于现代物理学的兴趣，最初是在中国的西南联大培养起来的。”更确切地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之外应该再加上昆明凤翥街的小茶馆，这样说绝非诳语。要是读了杨振宁的《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你一定会同意。“对于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科技、人文精英们来说，他们的成功还大大得益于联大附近的小茶馆”。

　　虽说自古以来茶馆就是一个消磨时光的所在，但“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半在茶馆里……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汪曾祺《泡茶馆》）。杨振宁和黄昆虽然是物理系的研究生，也因为校内没有供应喝水的设施，晚上只好到茶馆喝茶聊天，讨论问题。由于战争和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的生活十分艰苦，“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许多学生“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剑桥中华民国史》）。我想，恐怕也只有在那个时代、也只有联大的学生能在这样的茶馆里坐得下来，耐得下去，并且最终成就了杨振宁、黄昆、汪曾祺他们那一大批顶尖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散布在昆明僻街陋巷里的小茶馆实在可以算作是联大的第二课堂和校外阅览室。

　　说到茶馆对联大学生的影响，汪曾祺认为，既可养其浩然之气，又能接触社会。“联大八年，出了很多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

　　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西南联大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一奇迹竟然和昆明凤翥街、文林街的小茶馆连在一起，这大约就是缘分罢。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