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陆羽在其《茶经》中，虽开明宗义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但他却把产于巴山峡谷中的茶树奉若神明，说：“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由此可知，四川巴蜀之域应是我国最早进行茶事活动的起始之地了。

　　四川产茶的记载，最早始于西周时期。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因巴人勇锐顽强，迫使纣王军队“前徒倒戈”，为周武王（姬发）灭殷建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之后，巴族被册封为诸侯，爵之以子，其首领称巴子。巴子之国向周王朝缴纳的贡品中即有“茶”。而且巴国境内“园有芳蒻香茗”，香茗即是由人工培育种植的茶树。这说明在当时的巴国，茶树已由野生进化而成人工栽培了，当然，这仅仅是种植茶树的起始阶段。秦灭巴蜀统一四川后，四川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茶作为巴蜀人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也得以扩大和普及。《华阳国志》中则明确记载秦时广汉郡所属的什邡，犍为郡的盐井、南安、武阳“皆出茗茶”，而川西北一带的绵阳、江油、安县、青川、广元、射洪等县，更是巴蜀古老的集中产茶区。在秦朝的郡县体制中，以“茶”命名的“葭萌”（古蜀人称茶也为葭）县，在我国古代的建制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那时流通在世面上的“神泉山团”、“兽目”、“绿昌明”等茶，都是川西北地区所产的名茶。与此同时，川西南的名山县蒙顶山产的蒙顶茶，也出类拔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诗：“琴里知音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碗绿昌明”，表达了他对巴蜀名茶的赞赏和渴望。

　　到了秦之后的西汉，四川盛产的茶已渐渐成为市场流通的商品。西汉宣帝时，蜀郡人王褒写的《僮约》就记载了蜀郡资中人王子渊规定僮奴的任务之一，就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武阳即今成都附近的彭山县双江镇。何以命僮奴到武阳买茶呢？大概因那里就是一个闻名于世的茶叶流通市场，为茶向我国南北广大地区的推进开启了源头。晋人葛洪的《搜神记》载：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聚茗而去。”引文中的长毛人，实为南方人（那时称南方为蛮荒之地，人为南蛮子）。到了三国，饮茶之风已成为宫中之事，吴君孙皓“暗中给韦曜赐茶”。到了南北朝，茶又大量输入北方。《洛阳伽蓝记》载：王肃自南逃奔北魏，在洛阳不习惯食羊肉及奶酪，仍“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斗”。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则明确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作为茶树原产地的巴蜀，饮茶则早在“秦人取蜀之前”应已有之了。

　　缘于巴蜀茶事活动之盛，饮茶人也随之增多。在四川各地经营“茶粥”的情况，已最先见诸史料。据晋人傅咸的《司隶记》载：“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者（官属执法人）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茶饼）于市。”茶作为饮品直接售卖于市，这个四川的老太婆可谓是有史可查的卖茶第一人了。以茶为题材见诸文学作品，晋人张载的《登成都楼》是为先例。诗中写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这首描写成都人饮茶娱乐的盛况，足可见证巴蜀人在魏晋之时，茶饮已在民间普及了。

　　基于我国古代的茶事活动始于巴蜀，自古以来，四川的茶事之风，一直引领华夏九州，并最先成为具有巴蜀特色的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它的标志性语言有：“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四川“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巴蜀大地“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最具文化标记的是黄炎培先生在民国时写的一首打油诗，形容成都人“一个人无事大街上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泡到晚”。

（赵西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