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查全性，被称为“建议恢复高考第一人”。1925年4月出生在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电化学专家。

　　1977春夏之交，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亲自组织并全程参加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查全性第一个大胆建言恢复高考，不仅为当时绝大多数赞成恢复高考，并为中国高等教育甚为担忧的学术界人士的积极建言抛砖引玉，而且促成了小平同志最后的拍板，这也为近三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胜利果实撒下了最初的种子。

　　科教工作会议前后经过

　　1977年8月会议前夕，正值武汉盛暑，当时在武大党委任职的崔建瑞和蒋蒲二位同志约我去行政大楼谈话，告知我赶去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对会议的内容我并无所知。我随即购了机票于第二日下午飞赴北京，由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武大教师刘道玉接去北京饭店。住下后见到一些外地来京参加同一会议的教育界的旧友或知名人士，都是学理工农医的。

　　我当时是52岁，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大部分人都明显比我大，而且当时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或者是教育家。名单上列出的科学教育界代表共30人，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黄家驷、童第周和张文裕3人。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各5人，其中雍文涛实际未参加，政治研究室3人，其中胡乔木实际未参加，及教育部和科学院的工作人员4人。有人称郭沫若参加了会议，纯属误传，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参会人员名单上，他也未曾在会上露过面。

　　当时我发言的大纲就是几页纸，是我在会场上写的，内容跟我后来谈的基本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当时敢于提出来恢复高考的建议呢？我觉得有两点。一方面，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已经是1977年8月初了，那个时候虽然拨乱反正才刚刚开始，但是情况和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四人帮也都被抓起来，所以我觉得当时形势已经不同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一起开了几天会，我感觉到了小平同志还是很诚恳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对这个印象很深。他很理解我们，那个时候他的年纪比我们要大得多，他很少发言，就是在听我们的，他要是哪天不来，我们就放假。所以，我感觉到：第一，他很有诚意；第二，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中国高等教育非常重要。我就是碰到这个机会了，我深深的感觉到假如错过这个机会，非常可惜，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当然有一点冒险，不是完全没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后来有的人在谈话或者写东西的时候，曾经说邓小平同志说我“讲得好”，但是我记不得这一句话了，也可能是我自己比较激动就没有听见。我发言之后，大家争着发言，比之前要活跃了很多，简报上面是这样描述的：“插话踊跃、情绪热烈”。

　　国务院发布恢复高考消息之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参加会议的一个女记者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一个大炸弹，全北京都传遍了！”我还有一个姐夫，在财政部工作的，他后来跟我说，很多人都在打听我。

　　在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在我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期间，我体会到，像77级、78级和79级进校的这一批人，他们深受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上学这么一个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知识面也有缺陷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非常主动的去学，这是我们多少年来非常少有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批人考得上呢？当时的考题现在来看非常简单，但是当时基本上都是八年、十年没有上过学的人，尽管考题简单，但是答好这些考题的人一定是刻苦自学的，这说明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当时的录取比例还是很小的，因为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招进来，但是招进来的这些人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

　　会议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问题

　　在座谈会上大家讨论了许多问题，小平同志也有过许多重要的言论。由于我本人来自教育战线，对有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内容更感兴趣，也记得最清楚。当今社会上有一种片面的看法，似乎认为“科教工作座谈会”就是“恢复高考”。诚然，1977年恢复高考是高等教育界“拨乱反正”的第一炮，但座谈会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绝不只限于“恢复高考”。我认为，座谈会上至少涉及并基本解决了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三大问题。

　　第一，解放后十七年高等教育的路线是非是“红线”还是“黑线”？

　　第二，促成当年恢复高考；

　　第三，如何看待当时流行的“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

　　对于教育界“十七年功过”的问题涉及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功过的基本估计，这是在当时经历多次而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最严重的“紧箍咒”。1977年夏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时，虽然“四人帮”已倒台，但“两个凡是”的巨剑仍然高悬，对“文革”仍未定性，小平同志在8.8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并取得很大的成绩。现在差不多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几句话可谓“斩钉截铁”、“一锤定音”。当时消息传出后全国科教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此后三十多年也不曾再出现过有关“十七年功过”的争论。这对全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无疑是丢了一个大思想包袱，从此享受“是自家人”的亲切待遇。因此，我认为彻底解决知识分子的“十七年功过”问题是科教工作座谈会的首要成果。

　　对于恢复高考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座谈会的主要功绩并不是“首倡恢复高考”而是“促成当年恢复高考”。座谈会前的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和中央同志谈话时就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对于后一点，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同志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之后，很多老先生都赞成，后来小平同志就说了一句：“好，那就恢复高考！”但是后来还说了一句话：“今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听了这句话有点急了，抢着发言说：“还来得及！”小平同志听了这个话之后，就问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是不是还来得及。刘部长回答小平同志说：“只要收回文件，重开招生会议，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明确指示：“好！就从今年起恢复高考！”

　　真正开始准备恢复高考，已经是9月份了，11月份进行考试，仅仅两个月时间，但我们做到了，形成了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2009年，我在上海参加了电影《高考1977》的首映式，由于是亲历者，整个观看过程都非常激动，特别感慨当时国家领导做出这一艰难决策的过程，小平同志拍板这一片刻虽已过去30多年，但却在眼前清晰浮现。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半工半读”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变的话，就算恢复高考仍将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按“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招生，全面推行“半工半读”，一直到1977年。如果这所谓的“方针”不变，就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首先是时间问题，“工农兵学员”是三年制，因而“半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显然不足。其次，“学工”时能接触到的事物显然有一定的限制，而“半读”要结合“半工”进行，就往往“以偏概全”，以至教学内容系统性不强。另外一方面，工农兵学员未经过考试，知识水平严重参差不齐，因此很难组织真正有成效的高等教育。再加上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说白了就是要按照文化程度最低的那些人来组织教学，大家都得从很低的地方开始，这就不是大学了，所以高等教育就没有办法办了。

　　小平同志在8.8讲话中未曾提及这个问题，座谈会上也未曾仔细讨论，但是大约在8月7日的一次讨论中，参会人员曾就“半工半读”问题与小平同志有过对话，记得我就直接地向小平提出过“今后半工半读还搞不搞”，小平同志当即明确回答：“全日制高校不搞半工半读”。这个回答得到参会人员的热烈拥护。座谈会后我回到武汉大学的第二天，武大党委就要我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传达科教工作座谈会情况。我着重传达了小平同志对“十七年功过”、“恢复高考”和“半工半读”几大问题的指示，估计其他参会人员回校后也做过类似的传达。从那时起，似乎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在全日制高校是否搞半工半读的议论了。因此，可以认为转变是从科教工作座谈会开始的。

　　科教工作座谈会可以看作是相对于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哨战”。就科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而言，座谈会上小平同志已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以至在此后开展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几乎已不再需要花大力气重复讨论这些问题了。由此可见，科教工作座谈会的确是一次极富有成果的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