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当沂蒙老区的山路和独轮车把我锻炼成一个壮劳动力的时候，当沂河两岸的园地里棉麻梅杏逐渐把我养育成一个“土”农业技术员的时候，我的名字逐渐在乡里乡亲之间响亮了起来。于是，我开始应邀在周边村指导果树管理，我尽情地汲取着前辈的管理经验，结合“照本宣科”式的自学，我的田间管理水平特别是棉田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连续几年，我所在的生产队的棉花单产远远超出了当时其他的村，因此，我多次到公社组织的种棉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也经常到其他村深入田间指导棉花田间管理。1974年5月，经过我们村支部大会的认真考察，我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1975年春天，我们公社根据上级 “要摘掉棉花产量落后的帽子”的指示，经过公社多方调查，我被选中为郯城县供销社副业股的农业技术员，主要负责指导全公社3000多亩棉田的管理。当村主任通知我“明天早晨去公社供销社报到，如果好好干，以后你有可能吃‘周转粮’”的时候，我明显地看到了这位和我朝夕相处多年的领导眼中的亮光。

　　棉田管理不像果园管理那么有趣，那么有较为固定的规律，它需要在炎热的夏天穿梭在各村的棉田里，需要在棉蚜、红蜘蛛、盲蝽象等害虫刚刚有爆发迹象时，动员生产队把握住防治的有利时机；需要根据天时、地利确定施肥浇水、打顶整枝的时间。因此，我每天平均在棉田里呆七八个小时，每天仅在村间土路上走的路就不会少于20公里。由于那时田间道路的泥泞，也由于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用，我都是靠着两条腿。每天晚上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时，懒得脱鞋子便倒头就睡。那时，我享受的“蹲点”待遇是每天补助2角钱，尽管每天步行，但也享受每月“自行车磨损费”1元5角，老家的生产队给我按全天出“长远工”。就这样，靠着“不辜负党的重托”的坚定信念，靠着对棉花种植的热爱，靠着对渴求高收入的人们的无限牵挂，我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了全公社的棉花种植管理上。当年我们公社的棉花产量质量远远好于往年，都达到了国标，得到了县社领导的认可。

　　1976年11月底，全县棉花生产大会在我们供销社院内小山一样的棉花垛旁召开，我代表副业股就抓好春棉花铃期管理做了经验介绍。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副业股得到县社的奖品——一辆内部价156.5元的大金鹿自行车。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30元，15元要买工分，生活相当拮据，我们几个人却有了一辆昂贵的“公车”，那种感觉，比现在配备一辆桑塔纳轿车还要好。通过那次大会，我切实感受到了奉献的乐趣，也深深地感到了肩负的责任重大和作为一名棉花生产技术员的无尚光荣。

　　1977年秋天，我县棉花生产办公室点名派我去市供销合作社参加棉花生产管理学习。在那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把党给我的学习机会利用好，要把科学知识带回家，绝不能辜负党和领导的重托。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并获得了棉花验级证书。学艺归来后，我觉得责任更大了，对搞好棉花生产更有热情了，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更加自信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我的推动下，多项种植新技术在各个生产队得以推广，其中，营养早播技术得以在全县普及。为了方便棉农以充分调动棉农的生产积极性，我们县社在1980年在全县范围内就率先配置了性能最好的100锯片棉花轧花机。

　　1985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绿了沂蒙老区山山水水的时候，当科班出身的农技人员陆续来到了我们镇农技站的时候，我们的那辆“公车”，被折价20元卖给了我，喷雾器、铁锨、枝剪等工具也都各有其主了，我被安排到了供销合作社门市部当仓库管理员，一直干到退休。

　　如今，市场经济的大潮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家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保证了市场运行的平稳，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经营内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但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供销合作社的历史功绩：正是 “老供销”们兢兢业业的工作，正是有了我们副业股的艰苦创业，正是供销合作社发挥了特殊的供销作用，才使我们国家度过了困难时期，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繁荣和市场的稳定，才有了今天人们告别 “短缺”的幸福生活！

　　（作者系山东省郯城县李庄供销合作社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