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前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与上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朝代不同的是，清代的统治者普遍重视并且精通汉文化，对于汉文化的精髓——茶道，更是深得其中三昧，不仅皇帝本人爱茶、好茶，甚至还号召宫廷与群臣品茗论道。在这种上行下效的历史背景下，清代的茶业，尤其是茶工业到达了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我们迄今所传承的六大茶类，到了清代已完全有了成形成规模的工艺及品鉴规范。清代疆域辽阔，除了中原受重视的绿茶、花茶、普洱茶等清饮品种之外，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发展出别具特色的，具有民俗特征的调饮茶。

　　总之，在清代，茶是上至宫廷，下到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在茶需求的推动下，茶道具也推陈出新，紫砂壶、珐琅彩、青花瓷等茶具大放异彩。

　　清代皇帝与茶

　　提到清代的皇帝与茶，不得不提的两个人是康熙和乾隆。时至今日依然大名鼎鼎的两种名茶：碧螺春与龙井，正是这两位皇帝发掘出来的。

　　据民间传说， 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南下巡视，巡抚宋荦张罗着迎接圣驾。宋荦是著名诗人，精于书画，也善于品茗。他深知康熙不喜铺张，眼下正是仲春时节，便令手下去买“吓煞人香”，而且指明要朱元正家的。康熙来到太湖，欣赏洞庭东山的秀丽风光，宋荦便进献了“吓煞人香”。康熙帝只见此茶条索紧结、卷曲成螺，白毫显露，银绿隐翠，煞是可爱。冲泡出来，恰似白云翻滚，清香袭人。品饮下来，更觉鲜爽生津，滋味殊佳。康熙便问此茶何名。宋荦奏曰：“此乃当地生产，产于洞庭东山碧螺峰，百姓称之为吓煞人香”。康熙有点闹不明白，宋荦解释说，就是香极了的意思。康熙说：“茶是佳品，但名称却不登大雅之堂。朕以为，此茶既出自碧螺峰，茶又卷曲似螺，就名为碧螺春吧！”（见清王应奎《柳南随笔》、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四）

　　碧螺春的名号就由此得来。从此，地方大吏，每逢春季，必定采办，以进献圣上，而他们自己“亦不能多得”。

　　清代的另一位皇帝——乾隆皇帝弘历，不仅博雅好古，爱茶专茶在清历帝王里也是数一数二的。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乾隆与茶的故事，涉及到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等与茶相关的方方面面。

　　相传，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经四次寻访西湖茶区。他曾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当时大赞此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每岁采制进贡宫中。“御茶十八棵”至今遗址尚存。乾隆十六年，即1752年，他第一次南巡到杭州，在天竺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身为九五之尊，能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也算是难能可贵。

　　乾隆晚年“知老让位”，传说在他决定让出皇位给十五子时（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一生好品茶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

　　清代的茶贸易

　　清初茶叶仍为官办，一般商人不得私售运贩。在清代，茶区每年新茶除少数做为 “贡茶”供应朝廷，其余茶叶由政府管控，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

　　“官茶”是由中央政府委派茶马御史专招茶商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地方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茶马互易。

　　“商茶”是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地区运销各地或输出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依茶区不同，价码各异。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 “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清时,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商。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到了康熙中期，清代实现了全国的稳定统一局面。战事稍歇，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已无必要。同时，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 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

　　清代茶具

　　清代瀹茶仍然沿用明代的散茶撮泡法，同时茶具较明代更为统一。其中，明代的紫砂壶到了清代器形更为小巧，携带方便并且韵味优雅。除紫砂壶外，盖碗（又称三才杯）在清代的使用率极高，在清人看来，像征着“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盖碗是茶道的最佳辅器。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盖碗的使用除作用主泡用具外，更多的是泡、饮一体的茶具，一盏茶泡好之后，便以盖碗直接啜饮，并不分茶。

　　清代的茶具，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繁荣，以“景瓷宜陶”最为出色。清时的茶盏，康熙、雍正、乾隆时盛行的盖碗，最负盛名。盖碗由盖、碗、托三部分组成。盖呈碟形，有高圈足作提手；碗大口小底，有低圈足；托为中心下陷的一个浅盘，其下陷部位正好与碗底相吻。清代瓷茶具精品，多由江西景德镇生产，其时，除继续生产青花瓷、五彩瓷茶具外，还创制了粉彩、珐琅彩茶具。清代的江苏宜兴紫砂陶茶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

　　清代的紫砂壶造型多样如：束柴三友壶、包袱壶、番瓜壶等，集雕塑装饰于一体，情韵生动，匠心独运。制作工艺，穷工极巧。嘉庆年间的杨彭年和道光、咸丰年间的邵大亨制作的紫砂茶壶，在当时名噪一时，前者以精巧取胜，后者以浑朴见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任溧阳县令、“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传说他设计了许多种新颖别致的紫砂壶造型，史称“曼生十八壶式”（当然不止十八种壶式）涵盖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部分紫砂壶的样式。“曼生壶”由杨彭年、杨风年兄妹制作，待泥坯半干时，再由陈曼生用竹刀在壶上镌刻文或书画，这种工匠制作，文人设计的“曼生壶”，为宜兴紫砂茶壶开创了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