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间借贷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其蕴含的风险也越来越受到监管层重视。据报道，四大行9月以来存款锐减，其中中行、农行分别减少1800亿元和1400亿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地区有3万亿元银行资金进入民间借贷领域，不少国企、上市公司甚至商业银行也都成民间借贷的“二传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货币政策从紧背景下的银行惜贷，正规银行信贷体系融资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是包括民间借贷在内的非银行信贷风气盛行，雪球越滚越大，利率迭创新高。二者都是我国融资体系中的资金供给者，但前者贷款利率相对稳定，监管措施完善；后者在数量上侵蚀着银行存款，在贷款利率上不受限制，在监管上处于真空地带，蕴含的风险也不言而喻。

　　民间借贷的存在有一定道理，但目前民间借贷之风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地域分布广、贷款利息高、牵涉者众多，而且处在监管与法律的真空地带，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不仅会危害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要预防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化解民间借贷所蕴含的风险，将其纳入监管体系，以合法的途径加以规范疏导，已成为社会与监管层的共识。

　　共识虽成，但切实有效的监管作用却迟迟难以体现。其实，民间借贷问题很早就进入了监管者的视野，但通常是监管高层反复强调要高度警惕网络借贷、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信贷领域凸显的风险，民间借贷狂潮却有如滔滔洪水，其势不止。这体现出了我国民间金融监管领域的尴尬处境。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全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在中央一级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负责监管有国家颁发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没有牌照的民间借贷机构理论上银监会并不负责监管，而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

　　此外，民间借贷领域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也表明目前“单线多头”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效力。

　　一是民间借贷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虽然民间借贷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江浙、山西、内蒙古等民营经济发达或民间资金充裕的地区，并未波及全国各地。但不同地区的民间借贷在资金供求、借贷链条、经济基础甚至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呈现着各自的特点。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二是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在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往往是资金量巨大且参与者众多。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工商企业、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若波及工商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实体经济，波及银行会危害当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波及普通家庭更会造成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与地方政府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使地方政府主动监管民间借贷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或可改革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采取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对金融机构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理论上说，这种监管模式适用于地域辽阔、金融机构多而且情况差别大，或政治经济结构比较分散的国家。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实来看，其地域色彩浓，各种非银行信贷实体参与其中，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所以，“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就更为适宜。

　　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地方政府参与监管，短期内，可根据各地民间借贷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在信息收集、问题处理、危机预防等方面扮演更积极有效的角色；长期内，地方政府或可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立规，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双线并行，将助力于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有效化解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