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农超对接的价格，农龙公司与超市一月一签，但是在刚签下合同后，春节来临菜价突然猛涨，张成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超市将菜以低价一车车地拉走。

　　张成云算了一笔账，与其他渠道相比，这一个月，农龙公司就账面损失100多万。

　　丰收是一场“灾难”

　　2011年，对于金乡县蒜农来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在新蒜收获之前，大多数蒜农就根据当时干蒜8元/斤的市场收购价盘算着一年的收获。

　　刘鹏对大蒜的丰收也有着同样的预期。

　　就在金乡县蒜企还沉浸在农超对接大单所带来的喜悦中的时候，市场行情完全出人意料。在新蒜上市前还8元/斤左右的批发价，到新蒜上市，一下子就跌到了2元多。

　　这还只是“灾难”的开始，到了6月初，大蒜收购的价格就跌到1.4元/斤。

　　金乡县一位农民告诉记者，一亩地需要400斤左右的蒜种，算下来光蒜种就需要1800元，再加上其他如化肥、农膜、人工成本等，一亩地的成本达到3000多元，折合到每斤干蒜上，价格平均得卖到1.7元/斤才够本。

　　在蒜价已经跌破了成本价的同时，市场上关于今年大蒜产量暴涨了一倍以上的谣言也在疯传。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刘世琦对这些谣言进行了抨击：“种一亩蒜需要花2000元蒜种，共3000多元投入，农民很保守，承受能力也很小，不是传统种蒜的地方，百姓不会去冒这样的风险大规模扩种。而金乡本地的种植面积已经饱和，产量最多也就增长了20%，增产一倍多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样的言论，并没阻挡中间商的担忧，而更让人恐惧的信息来自电子交易平台。

　　在6月初，有人通过电子盘在8月以2194元一吨的价格卖掉了4000吨大蒜期货。除去包装和人工费用，蒜价只相当于8毛多。

　　大蒜期货被人做得越来越便宜，使得当地蒜企根本不敢收蒜，蒜农不敢存蒜。外地来的客户大多也是边看边等。很多大企业明确表示，要等到大蒜掉到七八毛的时候再收。很快，蒜价就跌到了1.2元/斤。

　　价格的下降趋势不仅影响到了国内经销商，而且影响到了国外的客商以及一些外资超市，不少客商宁愿支付订蒜的违约金，也不愿收货。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蒜农对大蒜行情的无奈，以及蒜企和超市对后市行情的异常谨慎。

　　大蒜企业不收蒜，这让金乡县政府非常着急。

　　6月9日，金乡县专门开会动员大蒜企业立即行动，加大收储力度。但是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效果并不明显。

　　6月18日，第二届中国国际大蒜节招商项目及农产品进超市对接签约仪式如期召开，以2010年国际大蒜节的盛况推算，今年的大蒜节应当热闹非凡，但是开会那天，参会人数远不如去年。签约情况更是下降得厉害，整个国际大蒜节仅签订大蒜贸易合同6个、农超对接合同3个。

　　一般而言，过了6月15日，农民会开始挖蒜，在地下不挖出来就会烂掉。

　　收蒜的季节已经到了，超市不下订单，蒜商依然观望，蒜价仍然处于下降趋势。

　　在大蒜节上，县政府不得不再一次召开大蒜收购动员大会。会议定在6月18日下午2 点半开始，时间到了，县政府主要领导悉数到场，却没有几家企业到会，会议推迟到3点才开始。

　　此次会议没有对外开放，具体内容无从知晓，但是记者从当地广播电台听到了金乡县政府的通知，感觉火药味很浓。

　　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已经有10家企业开始收蒜，但是有极少数企业依然我行我素，置政府号召、全县大局、蒜农利益于不顾，至今仍无动于衷……在此我们提醒那些至今没有收购大蒜的企业，一定要认清形势，以大局为重……到现在还没有收购的企业一定要把名单报上来……

　　无实际意义的对接

　　李保同是俊辉贸易公司董事长，在参加完此次动员大会后，他从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开始收蒜。

　　中兴蔬果公司总经理魏振华在参加完动员大会后也开始收蒜，他告诉记者，最后仍然有蒜企没有听政府的号召，没有收蒜。但他拒绝告诉记者有哪些金乡当地企业挺住了政府压力，没有收蒜。

　　魏振华当时所收的蒜是1.4元/斤，但本地企业收蒜并没有阻止大蒜价格下降，不久价格就降到了1元/斤以下，魏振华觉得很吃亏。

　　魏振华颇有微词的是，政府想保的是农民收益，对企业的利益不关心，“那段时间政府强烈要求企业收蒜，导致我们企业亏损扩大。不是本县的企业则不会受此影响。而在我们听政府号召高价收蒜导致亏损后，政府仍然坚持收蒜企25元/吨的税。”

　　当记者问到，之前参加农超对接的相关会议，所签的订单是否可以保证企业收益时，魏振华透露，“农超对接的所有合同都只是一个框架协议”，“价格上约定的是随行就市”。

　　魏振华认为，农超对接看起来很好，但是对他的企业来说没有实际意义，“之前收的大蒜是1.4元/斤，如果行情跌到8毛，他也只能8毛对超市出货。”

　　也就是说，之前风风火火地在农超对接仪式上签的订单，从法律的角度只是一个可执行可不执行的空协议。即使这个订单双方都愿意执行，超市也完全占主动权，可以随意货比三家，对于蒜企来说，没有任何保障可言。

　　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好几次魏振华只是叹气。

　　农超对接与虎谋皮？

　　8月中旬之前，是大蒜的收购季节，很多农民一直期望蒜价能反弹到接近成本价，这样可以少亏些，来年好有本钱再种，但是这样的反弹最终没有出现。

　　一位蒜商告诉记者，在7月上旬，金乡县大蒜最低收购价一度跌到了6毛以下，常会有一对农民夫妇来卖蒜，一个要卖，一个不肯卖，商量不好相互就打了起来，最后大蒜还是卖了。

　　根据7、8月份金乡县大蒜平均收购价格，可以说，金乡县期望通过加强农超对接来稳定蒜价所做的努力基本落空了。

　　“为什么‘蒜你狠’有人声讨，‘蒜你贱’就无人关注?”在一次发言中刘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刘鹏介绍，2010年4月，因大蒜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点，“蒜你狠”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物价局、工商总局的高度重视，分三批到金乡调查了20多天。一时间，“蒜你狠”成为媒体的众矢之的，全国媒体争相报道，把金乡推到风口浪尖。

　　然而，2011年金乡的大蒜价格一路下滑，大蒜已经成了“蒜你贱”。但和大蒜涨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人关注“蒜你贱”。

　　刘鹏对“蒜你狠有人管，蒜你贱无人问”这个现象感到很困惑。

　　分析人士认为，超市永远是逐利的，在大蒜收购价成下降趋势的时候，希望通过农超对接让超市牺牲部分利益，充当稳价因素，无异于与虎谋皮。

　　明年，新蒜上市，金乡县还会热衷于农超对接吗？

　　/  评论  /  农超对接需深刻反思

　　农超对接一度被解读为，能够减少菜贩层层加价，提高农民卖菜收入，降低市民买菜价格，保证食品安全的全新流通方式。但是在农超对接被提出几年之后，在全国各地仍不时曝出“菜贱伤农”和“菜贵伤民”并存的矛盾事件。

　　政府在推动农超对接解决卖难买难的时候，一些零售商却在利用农超对接对生鲜商品定价权进行深度掌控。

　　有零售商在筛选“农超对接”对象的标准中明确规定：农业企业或合作社不允许有任何批发市场代表处在其门店所在城市；与其他超市合作时，价格不能更低。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些超市做农超对接，就是对农业企业或合作社商品定价权的剥夺。这隐含的风险是，菜贱伤农会更甚，菜贵伤民也更甚。

　　在食品安全方面，农超对接也未见有明显的贡献。在三聚氰氨事件、瘦肉精事件爆发前，三鹿奶粉产品、双汇肉类产品在超市中都曾是畅通无阻的。

　　是农超对接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是农超对接作用有限？很显然，农超对接只是众多流通模式中的一种，没有想象的那么功能强大，更不是解决买难卖难的“特效药”。

　　不管怎样，一些农超对接中受伤的农业企业已明确提出不做农超对接，一些受伤的地区也已经在对农超对接进行反思……

　　/  案例  /  农龙公司跟超市“玩不起”

　　任宇子

　　农龙公司是重庆市生产规模最大的农业企业，2008年10进驻重庆潼南，从1137家农户手中通过流转承包5000余亩土地，一天上百吨菜上市，对重庆市的菜价都会产生影响，曾配合重庆市政府稳定菜价。

　　农龙公司开始接到手的是一片被界沟、界埂、小道等割裂成像豆腐干式的、杂草丛生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根本不适合规模化生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上下进行了近两年的土地整治，包括土壤改造、平整造地、沟渠修建、生态恢复等。

　　而农龙公司为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高、数量大，受到了超市的青睐，很多超市纷至沓来与其洽谈农超对接。但就是这样的一家大型农业企业在做农超对接后，总经理张成云却发现与超市合作根本赚不到利润，一气之下明确提出：“我们不做农超对接”。

　　“我认为都是假的，是没有用的，只是政府和相关部门为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所起的好心，得不到好报！”张成云毫不客气地说。

　　2011年5月30日下午，重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百企入渝、农商对接”采购大会暨签约仪式在记者的长枪短炮中隆重举行。

　　坐在普通观众席上的张成云自顾自地抽烟，对于正在台上举行的签约仪式显得不屑一顾。

　　搞签约仪式，现在很多省市都很常见，做为重庆市最大的农业企业的总经理，张成云告诉记者，他常被邀请参加农超对接的签约仪式，但是现在他对这些已经失去了兴趣。

　　张成云很直率地说：“这样的仪式我参加了不少，都是不需要执行的合同，只是做做样子，对于企业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很反感这样的签约。”

　　农龙公司是由房地产公司转型投资建立的。在投资农业之前，董事会算了一笔账，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利润将会超过房地产。

　　做房地产，土地费一般占销售价格的40%左右，建筑成本占20%左右，销售成本约占5%，另外还有环境的打造、管理成本等约占5%，再加上10%的税收，因此，搞房地产开发最终的毛利约为20%。

　　而种植蔬菜，以白菜为例：一亩地的种植成本，包括租用土地的费用、种子农药、人工等在内，约为1500多元；而一亩地的产量可达8000斤。如果行情较好，一斤卖到四五毛钱，那么收入就是4000元左右。而这，只是一季菜的收入。

　　“正常情况下，种菜纯利润应该在30%以上。”张成云当初预期，这将远远超过房地产业的利润。但是在经营了几年之后，张成云发现，事情远没有当初思考得那样简单。

　　因为企业刚刚起步，公司渠道还不成熟，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农龙公司主要做农超对接。由于实行公司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农龙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高、卖相好、农药残留低，获得了超市雪花一样的后续订单。

　　但是两年之后，张成云发现，公司做农超对接根本没有赚到钱。

　　“超市的老板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把我们的价格压到最低，同时又会将菜卖到尽可能的高，我们没有钱赚，市民也不大可能受益。”张成云说，以白菜为例，市场零售价在一块左右，但我们给超市的价格被压到了三毛甚至二毛多，“这么低的价格只够生产成本，生产得再多也没有钱赚。”

　　最主要的是，张成云觉得农超对接公司没有定价权，心里憋屈。2011年春节，张成云就因此吃了一次哑巴亏。

　　一般情况下，农超对接的价格，农龙公司与超市一月一签，但是在刚签下合同后，春节来临菜价突然猛涨，张成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超市将菜以低价一车车地拉走。张成云算了一笔账，与其他渠道相比，这一个月，农龙公司就账面损失100多万。

　　农超对接让公司没赚到钱，还只是张成云打算放弃农超对接的一方面，张成云认为农超对接还让公司承担了巨大的质量风险。

　　“我们的货都是农药残留达标的，什么农药不能用我们也是非常规范化的。但是超市从什么地方进的货都有，然后堆放在一起。”张成云说，“如果相关部门抽检出问题，或者消费者吃出了问题，超市肯定会找我们扯皮，因为单户农民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出了问题根本找不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