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年)、法学硕士(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年)、博士(1995年)。1995-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现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出版专著15部。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现任所长郑永年与前任所长王赓武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这两位前后辈的学者，都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但各具风采。相比王赓武的英伦绅士风度，郑永年身上依然保留着中国乡村的质朴气息。

　　郑永年生在浙江余姚乡下，上大学以前，一直在农村生活。1981年，郑永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当时从城市来的同学都反感政治，而郑永年是从农村出来的，并没有对政治的恐惧感，他对历史包括共产党历史充满兴趣。

　　在北大，郑永年待了整整9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留校任教两年。在充满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郑永年积极参与以《读书》杂志为中心的思想讨论。他教的是西方政治理论、西方政治思潮，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课。1990年，郑永年想：“与其空虚度日，还不如到美国留学。”他幸运地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全奖的奖学金。

　　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最初的几个月，郑永年感到很不适应。他在中国没有摸过电脑，但在美国不仅要用电脑写文章，还要用英文直接来写。但老师非常鼓励他，给他很多自由的余地。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导师给郑永年许多选择的空间，一开始，郑永年想研究尼采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解读尼采，后来发现：“我所理解的尼采，不是真正的尼采。”只好放弃。郑永年对农村很了解，便想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后来发现也做不下去：“倒不是不熟悉，而是太熟悉了。做着做着，就可能有情绪的东西出来，不够客观。”最后，郑永年把题目换成研究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当时普林斯顿风云际会，正有一批从中国来的名人，多从体制内部出来，有丰富的社会和政治经验。郑永年和他们交谈，直接学到了中国体制实际运作的知识。从此，郑永年写博士论文得心应手，1994年提前做完。1995年博士毕业以后，郑永年得到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了两年博士后。

　　普林斯顿如同一个世外桃源，波士顿则汇集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名校，学术讲座很多。郑永年目标明确，博士后研究的项目是中国民族主义。在费正清中心，他去饭堂总会碰到老教授，他经常见到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并有机会陪老先生喝茶聊天。郑永年感慨：“我在美国感觉‘学问’，有一半是问出来的。”

　　在哈佛大学，郑永年感觉学科之间没有界限，他学政治学，也常去听人类学、社会学的课。相比之下，他感觉中国的大学把专业分得太清了。在海外生活多年，郑永年一直在思考：“不仅仅在中国而是整个亚洲，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跟方法论有关系。我们往往太过机械地学习西方的方法，所受的教育是微观的，美国也有微观的教育，但是美国有很多制度使教育既宏观，又微观。美国的社会科学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欧洲人提出了很多的思想，跑到美国来做实证研究。早期西方的社会科学从15世纪以后开始发展到近代，出现了马克思、韦伯等等，建立起一个宏大的体系，后来慢慢地发展进入微观研究，因为只有微观才能有新发现。但是中国在宏大体系上还没有走过，就直接跑到了微观。这是‘见树不见林’。亚洲学界现在应用性的东西比较多，原创性的东西比较少。到今天为止，世界性的社会科学还是没有中国的份额。”

　　郑永年与费正清中心前主任傅高义颇有交往。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使他名声大振。后来傅高义又写过《亚洲四小龙》。那时候，郑永年也对亚洲四小龙充满兴趣，认为“四小龙”是西方之外的另一个发展模式。新加坡是“四小龙”之一，刚好到哈佛大学去招人，郑永年便想到新加坡工作。1996年底，郑永年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后，便开始在波士顿与新加坡之间两头跑。1997年，他正式到新加坡工作。2005年，郑永年去英国诺丁汉大学建立了一个中国政策研究所，后来又应王赓武先生之召，回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

　　在新加坡十多年了，郑永年还是中国公民。他说自己放弃了多次入籍外国的机会。郑永年至今不能参加新加坡的选举投票。但他盛赞新加坡制度开放：“新加坡在国际上找人才，不管身份如何，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就会吸收。”

　　现在，郑永年至少一个月回中国一次，有时甚至一星期一次：“我自己出身农村，还经常去农村看一看。搞中国研究，没有这个感觉，把握不好。”

　　郑永年喜欢用“理解中国”来说明自己长期从事的研究。在他看来，欧美的学界很难理解中国。“老外批评中国是有的，但是都比较肤浅。老外解释中国，就像中国解释西方一样，中间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解释中国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了，理解世界的东西不够。哲学家的两个任务，一个是解释世界，一个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首先要把解释世界搞清楚。中国学者解释世界的功课做得不好，但是每个人都想去改造世界，我自己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主要是解释世界，不是去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是副产品。我一直在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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