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时间如梭。转眼间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了。

　　去年7月2日下午4点半，刚刚参加完政协会议还在视察的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说父亲病重。然而，待我赶到家，却仍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可是，我总觉得，父亲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想起父亲，很自然地，我就想起了父亲自行车前把上始终系着的那一个小挎包。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小挎包，走在村中小巷道里，行在田间地埂上的身影，也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

　　说是小挎包，其实也就只是一个用手缝制的小布兜。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在信用社工作，出家门时总是提着一个花布兜，而后挂在自行车前把手上系结实，就跨上自行车上路了。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逐渐知道，父亲的那个花布兜就是专门为信用社提款用的，和在电影电视里偶尔看到的密码箱一样，都是拿来装钱的。外形虽有不同，功能却是一样的，而父亲的自行车在我眼中，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运钞车”。

　　父亲的那个花布兜，是母亲用边角料，一块一块裁成或方块儿或平行四边形的小块儿，而后把这些小块儿按不同花色拼凑成图案，缝制在一起，再做一个里子，缝成一个小兜儿，用布条做两条带子，分别缝制在小兜口袋处的两边，一个花布兜就算做成了。

　　到了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的花布兜换成了军绿色的挎包。那时信用社的业务量不大，有时候提一次款最多也就５０００元。钞票最大面额就是10元一张的大团结，加上其他小面额的纸币，再搭配辅币，5000元钱有时候就是一整包。这一整包钱挂在自行车前把上，要用力才能保持平衡。因为业务量小，加之有存有取、有收有付，提一次款就要用好些时日，所以，父亲提款的次数倒也不多。

　　父亲当时是一名信用社员工，既当出纳，又当会计。那时，社会风气比较好，父亲提款时，在路上遇见熟人，还能边走边打招呼，一路很顺当地就回到了信用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的提款包换成了皮革手提包，就是那种竖着刚好能装下16开本的小提兜。这个小提兜还是父亲当年获得的奖品，是对父亲优秀工作业绩的奖励。当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品多是一张奖状加一个红旗本或一支钢笔，最奢侈的奖品也就是这样的皮革小提兜了。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和业务量的增加，父亲的提款用包又变成一个军绿色的大提包。“运钞车”也由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

　　到了90年代，提款箱逐步走进信用社，也开始有212吉普车成为信用社的运钞车。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快速发展，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自行车、摩托车、皮革兜、大提包作为提款工具的历史早已过去，父亲的那个花布兜更已湮没无迹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公安部门和人民银行认可的专用运钞车，提款用箱是由公安部监制生产的银行专用车载提款箱，而且还有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经警专门押运。

　　然而，我却时时怀念记忆中紧系在父亲自行车把手上那小小的花布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