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在儿时的记忆里，供销社，是饼干和糖果，是“洋布”和“洋火”。买东西不用讲价，“红满天”一毛三，“岗南烟”一毛六，放下两分钱拿起一盒“洋火”就走，永远不会错。

　　上了小学，供销社的小卖部就在校门口，小伙伴成群结队地站在小卖部门口，看大人买东西。大婶来了，掂着一篮鸡蛋走进小卖部，拎回去的是油盐酱醋。人们几乎天天和供销社打交道，就像今天到超市购物一样。家里小柜子里放着一个小红本，刚识几个字，知道了，那就是社股证，上边记着五块钱呢。老爹说，供销社是大伙的，都有份，将来还能分红。

　　进了中学堂，天天从供销社门口走过，时不时和伙伴们走进去转一转，站在柜台前看商品。玻璃柜台里有圆规、三角板、量角器，还有小人书。柜台里边，黑黑脸膛的大老张会憨憨地笑着问：“买什么？”站在布匹鞋袜柜台里的是一个帅小伙，媒人给他说了好多农村媳妇，他都不干。当时我心想，啥时我也能当一名售货员，像他一样气派就好了。

　　改革开放了，土地分到了户里，跟供销社打交道的事就更多了。春天，从供销社买来化肥、农药、种子，秋后，把粮食、棉花再卖给供销社。乡里推广棉花地膜覆盖技术，供销社把地膜和棉种送到家。大老张当上了收棉站长，每天来村里指导种棉，从铺膜、打眼、泡籽、点播手把手地教。

　　转眼，我参加了工作，当上了县电视台记者，分管农业方面的新闻采编。每年春天的报道，第一件事就是春耕备播。于是，我先到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采访农资供应准备工作，从此，与供销社的几位公司经理成了无话不谈的熟人。从采访中，我对供销社有了更深的了解。总有一种感觉，供销社就是农民离不开放不下的“家”。

　　进入新世纪，因工作变动，与供销社打交道少了，但不时听到供销社衰落的消息。直到2008年，组织派我到县社当主任，才真正目睹了供销社的惨景：基层社全没了，有的是残垣断壁；下属公司几乎处理殆尽，有的是债务和近千人的下岗职工。上班的第二天，原生资公司崔经理来了，带来了一帮下岗职工，虽然是熟人却黑着脸，向我要拖欠工资和养老保险，说了许多急话。一连几天，办公室里挤满了上访者。我傻了，我心目中的供销社竟成了这样的烂摊子。有一天，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一老一少，一打听才知道，那位白发老太太是大老张的老婆，年轻的是大老张的儿子，他们是来要遗属补助的，看着我一脸的为难，老太太自言自语地说：“我家大老张干了一辈子供销社，刚办了退休手续，还没领到钱就得病死了。但临死还嘱咐我不要给社里添麻烦。供销社快散架了，但人心可不能散啊！”说完，没提任何要求就走了。话虽不多，但使我受到极大的触动。是啊，一代一代供销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创下的供销合作事业不能就这么毁了。于是，我打消了调走的念头，开始扑下身子调查研究，向老同志问计，走出去参观学习，确定了开放办社的工作思路。实施项目立社、网络兴社战略，借外力发展自己，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村，依托有实力的专业合作社重建基层社，开始了二次创业。

　　冬去春来，寒暑交替。三年多过去了，供销社的网点遍布乡村，“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标识随处可见，四大网络日益健全。农民说“供销社又回来了”，领导说“供销社真有用”。县社冷落的门庭又热闹了，来的不是上访的，多是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如今，县社成了专业合作社的家，专业合作社又联着千家万户，供销社这颗枯藤正在长满绿芽。今年供销社要换届了，我满怀信心地对县委领导说，如果让我再干三年，我会还全县人民一个全新的供销社。

　　（作者单位：高邑县供销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