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只是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一种困境，生存压力的加大也是导致资产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由于跨期贷款大幅反弹上升，10月中旬，西部某省联社约见18家行社理（董）事长，督促推动跨期贷款清收工作，要求各行社深度剖析跨期贷款成因，查找问题存在根源，对症采取措施。

　　这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当前银行业不良贷款正呈现加速扩散的势头，尤以农村金融机构为甚。

　　11月15日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再次呈现上升态势，较二季度末新增224亿元。其中，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新增61亿元，占新增额的近1/4，不良贷款率也由一季度末的1.52%上升至1.65%。这已是自去年四季度末以来，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连续第4次上升，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第4次上升。

　　从4年来的持续下降到今年的持续上升，在经过一段快速发展“黄金期”后，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信用风险急剧上升

　　“去年开始，从钢铁到制造业，我们大部分不良贷款的产生主要因为这些行业的不景气。”中部某信用联社理事长对此忧心忡忡。

　　由于宏观经济呈下行态势，很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如钢铁、建筑等行业信用风险急剧上升。目前，信用风险突出的情况已扩散至棉纺、制造等行业。

　　这一状况从当地生产玻璃纤维的企业经营状况便可见一斑。“今年这些企业的销量下降十分明显，无论是在国内销售还是出口国外的，订单数量都大量减少，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订单。”前述中部联社理事长介绍说。

　　企业的销量大幅下降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对农信社而言，则是信用风险的上升。

　　该理事长表示出隐忧：“这些企业很多是我们农信社给予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客户，他们的经营状况直接影响到农信社的贷款质量。一旦他们经营停滞、资金链断裂，就会给农信社造成大量不良贷款。”

　　而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只是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一种困境，生存压力的加大也是导致资产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自从改制为农商行以来，原来农信社能享受的优惠政策都中止了，这明显增加了我们的经营成本。”北方一家农商行的工作人员有些怀念曾经宽松的生存环境。

　　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一直在深化，但是改制为农商行的农村金融机构却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同时改变的还有存款准备金率。

　　前述农商行工作人员指出，“农商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农信社的高，这使得农商行的可用资金减少，也间接削弱了我们的服务能力。”

　　而同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也造成了银行的息差减少，较大幅度地挤压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我们因此少了几乎1/3的利润。”中部某农信社理事长告诉记者。

　　生存压力的加大、利润空间的减少使得个别农村金融机构更注重贷款数量而非质量，从而加大了贷款风险，造成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控升和压降并重

　　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现实困难，农村金融机构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

　　“正是由于经济下行，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增大，我们在这个时候加大服务、加强创新，更能体现自身的实力，巩固市场地位。”安徽广德农村合作银行一位工作人员更愿意将现阶段的压力看作挑战。

 　　受江浙地区的影响，广德县的建筑行业及相关产业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冲击，也有企业濒临破产倒闭。

　　然而，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广德农合行仍然没有减小贷款营销的力度，三季度各项贷款新增7亿元。“目前急需融资的中小企业仍然不少，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资金支持。” 该工作人员说。

　　但是，支持并不是盲目的。事实上，在加大贷款营销力度的同时，广德农合行更是加大对信贷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截至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下降了249万元，不良贷款率下降0.57个百分点。

　　为了抓好新增贷款的源头管理，防范新的不良贷款的形成，该行将责任落实到人，坚持推行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全面覆盖新增贷款风险，使所有的新增贷款都有相应的责任人，承担损失责任，确保每笔贷款安全有效。同时，该行还加大了考核力度，“在每年支行考核任务中，仅压降和控升就各有20分，占了总分值的近一半。”

　　除了控制和防范新增贷款的风险之外，对于跨期贷款的清收也不容忽视。为此，一些农信联社定期分析跨期贷款清收压降进度，加大跟踪督促力度，狠抓清收措施落实，争取跨期贷款绝对额实现全面下降。

　　“在清收过程中，要用心智和能力与客户交往，在与客户博弈中防控风险。” 西部某省联社副主任如是介绍清收经验。

　　因此，加强员工的清收能力和防范意识十分必要。中部一家农合行定期召开不良贷款专题会议，鼓励员工直接向总行提出针对不良贷款控制和清收的意见和建议。“这项活动面向全体员工，不仅让每位员工都发挥作用，也提升了员工的防范意识。”该行工作人员介绍说。

　　另外，有些农村金融机构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将不良资产统一管理，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政府支持必不可少

　　据了解，有些农商行存在由政府强制介入的公司贷款，这类贷款通常金额不小，多在千万元以上。由于有政府强制介入，农商行很难控制贷款的风险，往往容易形成不良贷款，造成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体制及农信社历史地位的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取款机’。”

　　因此，政府在保增长的同时，还应考虑到农村金融机构实际的贷款和抗风险能力，杜绝地方政府平台贷现象，让农村金融得以健康合规地发展。

　　同时，为了更好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作用，针对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特征，政策上应给予大力支持。

　　“政府应考虑减免支农贷款利息收入的营业税,并适当下调支农贷款利息形成的所得税率,以加大农村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基金保障制度,使由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导致的贷款滞后风险得以化解。”安徽省一家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建议说，“监管部门也应适当提高对‘三农’贷款不良率的容忍度。”

　　在不良贷款清收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还常常遭遇贷款诉讼难的问题。“诉讼贷款执行难，抵债资产处置难，在漫长复杂的处置过程中，农商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位农商行工作人员对此不乏怨言。

　　因此政府及司法部门在抵押物处置变现的问题上，应给予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多的支持，加大司法环境建设，依法维护金融债权。

　　记者观察

　　应对利润下滑  银行业收入也要“调结构”

　　日前，根据银监会公布的三季度商业银行监管指标情况表显示，商业银行三季度末不良贷款余额较二季末增加224亿元。一时间，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成为业内人士的热门话题。

　　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慢慢放开，银行的利差将逐渐减小，银行业的利润增长点将逐步由存贷业务为特征的“传统业务领域”转向以中间业务为特征的“现代业务领域”。

　　早在2007年6月，银监会就提出了银行业应提高中间业务收入比重的要求，并提出了详细的目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从目前不到1％力争达到10％。

　　如今，5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资产负债业务依然占据我国商业银行的核心位置，利息收入仍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间业务还游离在边缘，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9.47%。

　　在经济增长放缓，实体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提升中间业务水平和无风险收益率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对降低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意义重大。

　　然而，农村金融机构的中间业务起步较晚，项目品种开发不力，虽然中间业务净收入逐年增加，但发展速度缓慢，收入比例还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与此同时，精通中间业务的专业人才也比较匮乏。

　　因此，发展中间业务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既是新课题，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体制上的支撑和政策上的扶持，更需要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加倍努力。

　　首先，管理机构特别是省级联社要担负起重要的职责，对辖内拟订开展或已开展的中间业务进行市场调查分析，预测变化趋势，科学正确地拟订工作目标，组织对新产品的研发、推广、宣传以及产品定价等工作。

　　对于已经拟订开办的中间业务，要符合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能损害现有客户的经济利益，在立足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稳步进行，切不可蜂拥而上，更不可顾此失彼。

　　同时，对已拟订的中间业务应制定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及时开发与之相应配套的计算机业务支持系统。

　　最后，要制定和落实好中间业务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时排除中间业务开展过程中的风险隐患，不能光抓业务发展，而忽视风险防范。

（付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