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这成为各地财政新的增长点，刺激地方政府一拥而上——而早已丧失了权威资源的中央政府，对此乱象却无能为力。货币供应充足的红利还没享受多久，铸币大跃进的后果就接踵而至：过量供应的铜元大幅贬值，最高跌幅居然高达80%，与此前的货币供应紧缺一样，再度引发物价飞涨。

    孔阿才是上海英租界里巡捕房的包探，俗称“包打听”，连正式的警察都算不上，只是协警。但他在四马路（福州路）开设了一家“德丰钱庄”，资本不过二三百元，却开出了高达5万多元的承兑票据，足足超出其资本金250倍！

    在1897年的上海，类似他这样的山寨银行家遍地皆是。根据当时媒体的披露，不少小钱庄都纷纷开出了远超其资本金的承兑票据。这种完全失控了的票据发行，最终引爆了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及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史称“贴票风潮”。

    贴票风潮

    所谓“贴票”，就是“贴钱兑换票据”，其操作流程与如今银行里的“贴现”正好相反——储户在钱庄用较小额存款，换取较大额存单，比如存90两，但钱庄开100两的存单，到期可兑换100两。这其实就是高息揽储，并且在存款户头开立的时候就先支付利息。

    出现这一“金融衍生产品”，最初的原因在于货币的缺少。

    当时大清国的货币发行体系依然维持着十分原始的状态：实行银钱平行本位，主币是白银，辅币是制钱（铜钱）。所谓银，还有银两与银元之分。相对而言，传统的银两更为混乱，无论是形状、成色及关键的平码都千差万别，如同迷宫；而银元因为批量铸造，虽然相对规范性要好些，但其花色也相当繁多。至于铜钱，则因为铜价不断攀升，铸造成本过高，导致市面上的“制钱”流通量日渐减少。

    这样的货币体系，无法适应不断放大了的经济需求。票据，即所谓的“银钱帖”就顺势产生。其中，以制钱为本位的叫“钱帖”，以银为本位的叫“银帖”。“银钱帖”的发行，远在宋代就开始了，首要目的当然是便于流通，解决银两、制钱等金属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并在金属货币供给不足时，发挥“准货币”的功能。

    问题在于，大清国又缺乏对于票据发行进行规范的法律法规。外资银行及山西的票号，因为资本雄厚，其票据发行还有相当的资本金准备，而南方星罗棋布的小钱庄，就很快将票据发行变成了无本生意。这是一种“击鼓传花”的博傻游戏，其成功关键在于能“传”下去，钱庄才能将高成本吸纳的存款，以更高的利率放贷出去，并能安全收回；而能“传”下去的关键，就是承接这种票据的下家，需要有足够利润空间的暴利产品，来支撑实际上已经越演越烈的高利贷市场。

    最初的下家形成相当不错的市场链。大量鸦片商人通过“贴票”获得短期贷款，而经营鸦片的暴利，使他们足以承受高额的贷款利息。还有一种优质客户，就是上海一种新兴的赌博——“合会”（或钱会、摇会、标会）。这本是大清民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盛行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由亲戚朋友乡邻组成，召集人称为“会首”，参与者称为“会脚”。组织会订立会规、会期、会额以及会款，要求定期交纳会款，作为投资放贷的款项，会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坐次轮收、拈阄摇彩等），将这笔款项放给“会脚”们使用，按照会规收取利息。

    这种“合会”，传到上海后变成了赌徒们“金融互助”的赌博工具。

    “贴票”这种金融创新产品，在1889年由上海的“协和钱庄”率先推出后，立即被业内广泛模仿，不到十年功夫，上海基本每家小钱庄都做贴票生意，甚至专营贴票生意。而钱庄之间为了争夺储户，不断抬高贴票利率，最高的达到月贴20％——存入80两，一个月内可取回100两。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不少人将毕生积蓄都投入钱庄换取贴票。

    至此，一个巨大的“买空卖空”市场泡沫形成了，并终于在1897年11月破灭。许多钱庄因到期无法兑付现金，开始大量退票，引发市场恐慌，一个月内居然造成了几十家钱庄倒闭，媒体报道说，涉案的“贴票”金额“约有洋圆百数十万之多，甚言有二百余万者”（《申报》1897年12月9日） 。

    伴随这场贴票风潮，不少钱庄老板要么“跑路”，要么自杀，引发无数的经济纠纷和暴力冲突，整个上海被贴票搅得天翻地覆，只有法院和律师们生意爆棚。《申报》报道：“今年沪上各业无一起色，唯钱债之讼事甚多，致公廨差役生涯颇旺，市面亦可见一斑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