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告急

    大清国的最大特点，就是永远都不会吸取教训。上海“贴票风潮”，居然在五年后复制到了天子脚下的重镇——天津。

    这次的直接导火线是义和团之乱。战后，仅八国联军所劫走的现银就高达1000余万两。火上浇油的是，为在动乱中自保，实力比较雄厚的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收回了2000万两左右的放贷，不再放出。

    动乱之外，外贸“出超”也是重要原因。

    从1861年天津开埠以来，直隶地区的外贸在经过了20多年的缓慢发展，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提速，1899年比1865年增加了5倍。1900年至1901年，虽然爆发了惨烈动乱，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与此同时，1901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欧亚铁路网联为一体。天津一方面迅速摆脱上海港的附庸身份，成为东北亚的重要港口；但在中国，尤其华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改变，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反而加剧了外贸“出超”。

    在袁世凯执掌直隶的第一年（1902年），“中国官禁止宝银出口，然俱未能照办者，实迫于势不得已，盖进口货共值关平银80181683两，而出口货只值17839063两，所有进口货银如许之多，不能不如数照付之故耳”（《津海关年报档案汇编》）。

    银根如此之紧缩，政局阴晴不定，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起作用。只不过，在这个畸形的局面下，市场那只手也是畸形的。京津地区的主币是“银钱帖”，与当年上海的情况一样；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这比当年上海的局势还要严峻。市场一片混乱，用袁世凯的说法，是“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究其流极，外埠货物停发，票号汇兑不通”。

    钱庄失控的票据发行，造成票据的大贬值。贬值后的票据，在兑换现银时要打折扣，这就造成了“贴水”。所谓“贴水”，是指远期收益（价位、汇率、利率等）低于即期收益，反之则是“升水”。发生在天津的这场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

    “贴水风潮”对天津的危害极大，市场几乎崩溃，各界都十分清楚，以投机获利的“贴水”，是这场危机的罪魁。

    铸币跃进

    袁世凯的救市动作，首先是增加流动性，设立了“平市官钱局”，筹集现银100万两，以月息5厘（0.5％）借给重要的钱商，以资周转。与之前动辄高达30％的“贴水”相比，这是相当低廉的利率。随后，袁世凯在1903年1月下令严禁“贴水”。作为金融票据的“银钱帖”，必须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这种休克疗法，将那些以“贴水”作为主要收益、甚至唯一收益的钱商，彻底逼上绝路，相继倒闭。

    随后，袁世凯开始发行新式的机器铸造铜元，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货币供应不足的问题。

    他严禁制钱铜元离开天津境内及私炉销毁，要求各级地方官严查。这一年，袁世凯通过恢复重建铸币厂，向市场投放了10元面值的铜元1000多万枚，用公权力强行建立准备金。

    铜元的流行与暂时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到6月中旬，各项救市措施“粗有端倪，市面渐就安稳”。

    袁世凯所遭遇的这场货币供应危机，在大清国各地都有出现，只是没有如此严峻。而各地的解决思路，与袁世凯都有相同之处——铸币。这种共识，迅速形成一股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各地方政府纷纷上马铸币项目，最终达到了惊人的16亿枚年产能。据梁启超统计，1904年至1908年，全国实际铸造了逾124亿枚铜元。

    如此大规模的铸币，早已经不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供应，而是另有所图：新式铸币机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铜元，有着高达63％以上的“铸币利润”，这成为各地财政新的增长点，刺激地方政府一拥而上——而早已丧失了权威资源的中央政府，对此种乱象却无能为力。

    货币供应充足的红利，还没享受多久，铸币大跃进的后果就接踵而至：过量供应的铜元大幅贬值，最高跌幅居然高达80％，与此前的货币供应紧缺一样，再度引发物价飞涨，而受害最深的依然是草根阶层——因为他们是使用铜元这种低面值货币的主力。

    没有规则，导致“市场”失灵；同样因为没有规则，导致“市场”缺位。货币崩溃的背后，实际上是规则、信用乃至政府权威的全面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