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金机构寻求外地股东优与劣

    优势：

    1.引进更优资源，跳出本地局限；

    2.股东异质化，降低区域风险；

    3.完善法人治理；

    4.消化历史包袱。

    劣势：

    1.股东审查难度大；

    2.股东参与管理热情低；

    3.自身历史和特点。

    正了正领带，山西省交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赵忠民踌躇满志地推开了会议室的门，这道门里，坐满了北京金融街30多位来自20多家投资机构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

    赵忠民希望通过这次北京金融街的路演，为即将改制的交城联社找到合适的股东，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迈出当地，寻求更大的股东和更优质的资源，交城联社并不是第一例。

    然而，与其他农商行悄然完成改制不同，它是为数不多的走入公众视野，敢于自爆“家底”，并走进金融街向投资者路演的农信社。

    双向选择

    农金机构将目光转向拥有更多资源的发达地区，积极吸引有一定实力的外地股东，他们预期充足资金的注入，能够迅速增强农信社自身实力。

    赵忠民前往北京、上海、四川、重庆等各地寻找股东，并在北京募集10%的股本。像交城联社这样外出寻求优质股东的情况，在农金机构中并不鲜见。

    “他们希望引进更优资源，特别是技术、人才、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支持。”一位参与路演的投资人士告诉《农村金融》周刊记者，由于目前经济下行，山西煤焦、玻璃、钢铁等主行业不景气，募股存在一定困难。

    为了改制成功，交城联社决定跳出本地寻找股东。

    “受当地经济环境制约，当地企业如果满足不了农信社的需求，对外募股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山西省保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工作人员王彪表示。采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受访者均持相同观点。

    同时，股东的异质化也更符合银监会的监管要求。青岛农商银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农信社适当募集不同区域的股东，便于降低股东区域过于集中产生的风险。

    “吸引外部股东参股，也是完善农金机构法人治理的重要步骤，可以减弱内部控制、加强外部监管。”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漯河市办公室副主任庄岁林认为，此举也有助于改变以往农信社股东过于分散的局面。庄岁林曾在两年前带领漯河地区农信社前往厦门挖掘优质股东资源。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引进外部股东，有利于农信社消化历史包袱。此次在北京金融街路演的交城联社就是例子。发起人每认购1股的同时，需另出资0.53元用于购买不良资产。按募股说明书中的每股1.8元，交城农商行共可筹集资金7.2亿元，拟用2.12亿元处置不良资产。本次募股资金到位后，交城农商行不良率将由2013年底的11.20%降至3.44%，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139.17%，拨备覆盖率154.10%，资本充足率将达10.5%以上。

    庄岁林表示，“在募集外地投资者时，农信社对于不良资产的消化，肯定有一个具体目标，这样便于农信社轻装上阵，尽快达到银监会的要求。”

    而对于为什么选择在北京金融街，前述投资人士称：“北京是政治和金融中心，他们希望借助这一地区股东的资源和区域优势，引入多元思维，有利于他们及时深入了解国家政策导向，确保合规经营。”

    然而，外出寻求优质股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一位风投人士告诉记者，农金机构短期内盈利能力较难吸引到财务投资者，相比起目的直接的财务投资者，战略投资者往往更愿意抛出橄榄枝。但是战略投资者非常关注农金机构的坏账率、客户群以及发展方向。

    在赵忠民和有意向投资交城联社的股东一对一座谈时，双方都对交城农商行未来的发展方向格外重视。“我们交流企业发展思路、理念、盈利能力，关心企业的发展潜力，包括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管理层的想法和思路等。”投资人士说。

　　保持平衡

    和股东洽谈，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经营思路和理念，在这一点上必须达成共识。

    面对大股东的入驻，农金机构的经营决策是否会受到影响，还能否继续走好服务“三农”、服务小微之路，也是行业内关注的焦点。

    对此，希望参股交城农商行的投资人士表示：“他们首先明确的，就是不会脱离农村的主阵地。”他表示，和赵忠民洽谈，在这一点上必须达成共识。“他们是立足农村的，如果股东的观念不一致，是不会被选择的。”

    庄岁林持相同观点。他说，虽然战略投资者的参与有助于推动农信社的发展，但这必须是在坚持“内部主导的前提下，在银监会规定的范围内，加大外部投资者的控股比例。”

    《农村金融》周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确保发展方向不偏离”是不少农村金融机构增资扩股中首要关注的问题。

    在与有意收购高风险社的大股东洽谈时，东北某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提出了四点要求：第一，大股东要签订“死亡协议”，即明确如何解决信用社破产的问题；第二，该信用社不能脱离农信系统，保证系统的完整性；第三，党委书记、监事长和独立董事由省联社派出，保证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变，省联社及时了解董事会决议；第四，大股东进入以后，要与高管员工重新签订劳务合同，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会辞退员工，维护好广大员工的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在接受《农村金融》周刊采访时，对此同样表示担忧。他指出，如果一开始过于忽视大股东对于经营管理的影响，后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考虑到外部股东一般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建议农信社在选择股东时，“事先对市场定位有充分的沟通，再在此基础上选择股东。”

    打铁还需自身硬

    银行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最终还是要落在“苦练内功”上。

    距离交城联社在北京路演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赵忠民仍在整合发动现有资源，尽最大努力吸引优质股东参股。据他透露，虽然前期洽谈并不十分顺利，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股东，但他对于北京仍抱有较高期望，希望能够寻求到更合适的股东。

    而庄岁林两年前的厦门之行也并不完美。那一次的千里跋涉，他们并没有带回最优质的股东，只能转而寻求其他途径募股。

    杜晓山认为，农金机构出外寻求股东的难度相对较大，这受到农信社自身的历史和特点制约。但同时他指出，敢于“碰碰钉子”，积累经验，对农信社的发展有好处。杜晓山说，“农信社的运作水平、资产质量，当地的区域发展潜力，当地政府、地方金融办以及省联社的监管态度，都可以作为自身特点，吸引投资者的青睐。”

    寻求外地大股东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农信社“嫁入豪门变凤凰”。银监会要求，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关联企业不得超过20%。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基层行社必须按照银监会的规定严格审查股东资质，以免出现问题。

    这一提醒并非杞人忧天。西南某省一家县级联社，由于对外地股东公司不熟悉，审查不力，导致关联企业控股农商行。直到上报银监会进行股东资质审查时才发现，被银监会责令调换发起人，改制工作难度加大，成本上升。

    在采访过程中，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外地股东参与农商行日常经营管理工作难度较大，在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时容易出现缺席，一些重大决策因不能如期召开会议而延迟。

    毫无疑问的是，外地优质股东的入驻，对于农信社的健康发展会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曾刚指出，这不是农信社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毕竟在外地募集股东的农金机构还是少数。他认为，“银行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创新意识等方面，最终还是要落在‘苦练内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