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60年，一个甲子，在岁月的长河里并不显眼。但是，每个与供销合作社有过交集的人，提起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后的这60年，都会心潮澎湃、慷慨激情。供销合作社的成立、辉煌、波折与重生，每一时刻的发展变化都牵动着人们的心。曾经，我们与它唇齿相依；曾经，我们为它扼腕痛惜；而如今，我们又为它的深化改革群情激奋。60年来，岁月的笔留在年轮上，刻下永久的痕迹；60年后，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重新用笔触记录脑海中铭刻的供销合作社那些人、那些事。那里有历史沉淀的厚重，那里有岁月积累的温度，那里有精神升华的荣光！那些回忆，浓缩了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见证了供销合作社的历程，也用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改革道路挂起一盏明灯。

    为纪念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60周年，中华合作时报文化副刊特推出“我记忆中的供销社”栏目。欢迎广大读者将您与供销合作社的故事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展现出来，让那段峥嵘岁月不被遗忘，让那些尘封的历史重焕光芒。

    1952年我在北京出生时，父亲董绍尧已在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工作一年多了。当时总社办公地点在灯市口大街71号，我家住在办公地附近鼓楼西大街的慈慧殿——一座由庙宇改建的总社家属宿舍。

    1956年我家搬到位于广内大街的总社家属大院。这个大院曾是张学良表哥的私人别墅，院里树木花草葱茏中，一座座人物雕塑和假山若隐若现。在我懵懂的记忆中，院里的大人们工作都很忙，平日晚上加班和星期天上班是常事。每天一大早，父亲便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到车库乘班车去上班，晚上归来时天早已经黑了。

    在此居住的几年间，我与院里的李小林、兰光陆等五六个小朋友都被送进了街对面的糖房胡同幼儿园。每天放学后，我们一起排着队走到牛街浴池前的马路边，然后便向着对面的宿舍大院齐声高喊“阿姨，阿姨——”，这时，李阿金阿姨或是传达室的老大爷便会闻声而至，从院里出来接我们过马路回家。但玩兴正浓的小伙伴们一回到院里，未进家门就撒开了欢儿，在浓密的树丛、假山、雕塑间，或是在楼里的各家各户中东躲西藏，玩起了藏猫猫。有时到了晚上，我们还会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溜进车库，轮流坐到班车的驾驶席上装模做样地学开车。

    50年代末，总社搬至西城区三里河，与城市服务部合并后改称第二商业部。我则有机会去机关礼堂看电影、理发室理发，还能在假日里去打打乒乓球。那时候，机关的文体活动十分丰富，春节有游艺联欢，猜谜、套圈、摸鼻子，交谊舞会、乒乓球擂台赛等；暑期有消夏纳凉露天电影汇映，在机关办公楼后的场院里支起几块幕布同时放映几部戏曲片、故事片，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观影；此外，还举办子弟学生夏令营，赴郊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如图）。

    记得是在10岁那年，当我第一次踏进父亲所在的蔬菜果品局办公室时，竟被沿着一侧墙壁摆放在展柜里的香蕉、苹果、葡萄、菠萝、黄瓜、茄子、胡萝卜等诸多蜡制模型给搞蒙了。我当时以为那都是真的蔬菜、水果，心想，大人们整天守着那么多好吃的，真是太美了。

    1966年“文革”开始，重建后的总社搬到西直门（现国务院二招所在地）办公。随着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的落实，1969年10月，父亲与母亲带着小妹一起被下放到河北文安“五七”干校。由于是去安家落户，在迁户口时，母亲对撇下北京这个家和一家人行将分散四处的前景不无忧虑。

    位于文安县小务村的“五七”干校，是在人称“文安洼”的一片盐碱地上开建的。初期，不少干部和家属就借住在当地老乡家里，而老乡家的院子里几乎都备着一条船，以备天津发水泄洪时急用。当时干校基建组正在建房子，第一期建了10栋排房。人们着急入住，而恰逢隆冬屋子不容易干，1970年春节我去干校探亲时，发现父母及小妹住的屋子里，墙壁仍在不断地往外渗水，三合土的地面上尽管加铺了一层红砖，但湿气寒气极重。

    父亲在干校后勤组负责户籍管理和粮店的粮油供应，被人们戏称为“派出所长兼粮店经理”。那时粮油的购销调存量很大，而每袋大米、玉米和杂粮的重量都在一二百斤，父亲虽已年近半百，但在大忙季节装卸搬运也得上，肩扛手抬顶一个壮劳力。

    母亲则被分到家属缝纫组，为干校学员拆洗被褥、缝补衣服，间或还要在麦秋场上干些打场、拓砖坯、打草帘子等杂活。不到10岁的小妹进了干校子弟学校上学。尽管吃了不少苦，但老少三口经受住了“锻炼”，分别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家属”和“五好学生”，并荣获“五好家庭”称号。

    1976年，父亲结束了7年的下放劳动（后3年是商、粮、供合并后在北京小汤山商业部“五七”干校负责果园管理和果品销售），被调回已迁至西单的机关工作。

    而我在当了30年的总社子弟后，于1982年光荣地成为北京市供销合作社的一名员工。随着《北京供销经济报》的创刊和公开发行，我在记者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供销合作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