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家累世引以为骄傲的，是诗书传承的家风。

    清末古域幽燕秦皇岛归提寨出了一位举人——杨致安，乃我的外公。古县志临榆志载：“杨致安……清光绪庚子并科举人。生平无所好，独以教读为乐……”。中举后，朝廷曾擢用外公为知县。在那个“学而优则仕”、世人趋之为官的社会，淡泊名利的外公做出了令人费解之举，辞官退仕途而教读。外公因才学出众，教书得法，众学子争相投其门下，就连身居高位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堂弟袁世先，久慕举人之名也前来拜师。为此，袁世凯赠匾多块悬于外公各居室，用以褒扬。外公亲授弟子近千，成名者包括共和国将军在内数十人。72岁病逝于学塾时，吊丧弟子尽社会名流，跪于宅院中数日不绝。

    外公的长子——大舅亦承父业，于寨中大庙设塾教读，曾赋诗抒教读之乐：“……大字教两页，课文读三篇，夜晚还得伴佛眠，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

    家母杨宝芬，受家风教化，自幼随父兄读书。封建礼法规定，女孩子不得与男子同桌学习，家母便备小凳坐于侧旁听。靠了勤奋与聪悟识字颇多，日常读书看报鲜有生字。谈古论今时，诗书中的名言佳句往往随口引来，使子女从小便有良好的文化熏陶。

    诗书家风尤令家母视子女读书为头等大事。建国初，街道妇女开会安排家母读报。彼时，有文化妇女极少，地方政府便有意安排家母工作，家母只怕连累几个在读子女的一日三餐而婉拒。笔者上世纪50年代初中毕业，本可就业养家糊口，家母宁可受穷，执意要我报高中，日后读大学。二妹中考时本报高中，因志愿表上“服从分配”而被中专录取。后来家母宁可降一年级，将二妹转读高中。小妹高中毕业，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乡务农两年余，组织因其干得好，三次欲抽调回城安排工作。小妹与家人商量，不想家母坚持说：“等着考大学，我不信中国大学不招生了，回去复习功课。”家母说了，小妹照着做了。果然，所谓“教育回潮”的1972年，大学考试招生。全县数千考生中，小妹考了文科第一名，被吉林大学录取。

    想来，家风正人，诗书明理。共和国成立前后20余年间，家中相继5个子女在读。长女深造之际，正值新旧社会更替之际，读了8年书，这在同龄人亦为佼佼者。其余兄妹四人，先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大学。如此多的大学生集于一贫寒之家，在国民教育落后的五六十年代不啻为奇迹。这在家乡古镇口碑极佳，多年间成为十里八村乡邻和子女母校师生的美谈。子女们更不违先祖宏愿与家母教诲，后来都成为共和国高知、高干。

    这位上承父兄，下传子女诗书家风的老人杨宝芬，历经了清末、民国、满洲国、新中国四段人生旅途，99岁高龄上，于京城家中安详地告别子女，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