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我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必然逻辑。”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1978年5月12日，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负责人正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该报告认为。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