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阿婆摇着一双小脚，鸭子一样地从后屋晃到前门，从蓝布兜里掏出香烟与火柴，摸出一根烟叼在唇间，“嚓”的一声划上火，吸得两边的腮帮子都深深地瘪进去。腮帮重新胖起来时，白色的烟气就从她嘴里徐徐地呼出来。这时，她会对着一个在道地上玩耍的孩童唤：“木陀，来来来。喏，把侬一个香烟壳子，去供销合作社买包‘雄狮’来。”

    木陀就是四五岁的我。母亲把我喂得胖墩墩的，整天欢快地转来转去，不是木陀是什么？我一手接过香烟盒子，一手扬着两角钱，陀螺一样地旋远了。旋过一株楝树、一株棠棣树、两棵枇杷树，再从大礼堂墙上写着比我人还要高的“毛主席万岁”的大字前跑过，来到一幢高高的3层木楼前，跨过几乎撞裆的木头门槛，就扒住供销合作社高高的柜沿了。

    我踮着脚尖，抬起头，寻找着老孙。老孙经常穿一件熨得笔挺的蓝色中山装，风纪扣锁着喉，左胸口袋上别着支钢笔，见谁都笑眯眯的。但老孙太忙了，不是在东头帮人拿锄头簸箕，就是在西头帮大姑娘裁布，也就顾不上在中间要烟的我了。于是，过来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后生哥。后生哥白白净净的，只是拉着个脸，前世欠他什么一样。他也不会像老孙一样好好地放东西，总是随手一扔，要不是我抢得快，那“雄狮”就从玻璃柜面上一头栽倒在地上了。只有当姑娘的笑声银铃般滚落在石子路上时，后生哥阴沉的两眼才会放出光来。那光直直的，像是钓鱼时被石头钩住的线。

    讨了老婆的后生哥更加出格了。每次为人打酱油，都要把竹罐来回晃几下，那样，本来平口的酱油就会明显地浅下去一截。听大人说，那些晃出去的酱油，都让他舀到丈母娘家去了。隔壁比我小几岁的六子，每次拎着油瓶经过，都要朝木楼方向喊：“侬只柜头猢狲！我向毛主席保证，侬生出来的小孩没有鸡鸡！”六子在12岁那年得急病死了。店员生了丝瓜样的一棚女娃，确实没有一个是有小鸡鸡的。

    小学毕业，我就外出求学，从此难得回到老家。每次经过那幢木头3层楼，我都会想起关于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人和事。七阿婆已经走了几十年，供销合作社也早已搬到乡政府所在地去了，但3层木楼依然高高挺立在风雨中，墙壁笔陡，排门坚固。后来才知道，楼是上海一个富翁托村里的一个生意伙伴造的。楼刚造好，抗战爆发了，富翁没有了音讯，生意伙伴白得了一幢好楼，但土改时听说要被斗成地主吃枪子，当夜急得没有办法，最后将自己挂在了屋梁上。

    当年拎着油瓶出入供销合作社的六子一家，半数已经走了。笑眯眯的老孙，不知在何处终老？再过10年，我也该为自己觅一处可以吟赏烟霞淡出红尘的林泉了吧。恍惚间，我仿佛看到身着大襟蓝布服的七阿婆，立在老宅的石门槛后，吸着烟卷，脸上布满了麻线般的皱纹，“木陀木陀”地叫我。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供销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