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祁门红茶是一款国际性饮料，提到它的国际性，我们首先想到它的消费群体及它的销售范围。说的是，和其他茶叶品类都是最先在自产自销的基础上逐渐扩大销售区域、形成品牌影响力不同，在祁门红茶的主产区，喝祁门红茶的绝对是少数，加工制作红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供给当地的市场。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生产祁门红茶的地方不消费祁门红茶，反倒是被外地、外国的客商销到了百里、千里、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似乎祁门红茶天生就是外销产品。而祁门红茶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大牌，除了自身的品质超群、做工精良外，有一半要归功于国外的高端消费群、国外的茶叶专家和评委们的慧眼识珠和坚贞追捧。因此，从这一点来理解祁门红茶的国际性，入情入理，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本文讨论的不是茶叶销售的区域问题。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现在的每一类茶品都在积极地扩大销售区域，寻求消费市场。任何一种茶品都有可能被精明的商家推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销售的范围来评判一个茶品的国际性，未免小题大做、文不对题。我们所要说的祁门红茶的国际性或国际情怀，是想探讨一下祁门红茶从创制之日起，在其相对不太长的发展历史中与其他哪些国家发生过“亲缘”般的关系。这种“亲缘”不是产生于交易上的互惠，而是由生长、生产的关联性产生出的一种授受关系、一种衍化关系。这样说太吃力，还是让我们从央视的大型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开始，来探究、来解读这个关系吧。

    异国发芽传世界

    不知大家在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是否留意到这样一段情节：刘驰的爷爷刘峻周受沙皇政府之邀，于1893年领着12个中国人到格鲁吉亚种茶。经过千辛万苦，在他们开辟茶园、种茶成功后又按中国的生产方式办起了制茶厂。生产出的茶叶被称为“刘茶”。为此，沙皇政府授予他政府三级奖章。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三次接见过他。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刘峻周在格鲁吉亚工作生活三十多年，娶妻生子，直到1925年带着全家回国。由于他的努力，黑海沿岸茶林遍山，格鲁吉亚成为前苏联的茶叶基地。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政府找到刘峻周的后人刘驰，把一个400多亩的茶园交给他，希望他能帮助格鲁吉亚恢复茶叶生产。为了实现格鲁吉亚政府的这一愿望和自己内心那种要继承爷爷事业的梦想，刘驰遍访格鲁吉亚的茶叶专家和曾经的茶人。终于比较确切地了解到，所谓“刘茶”，其实就是按照祁门红茶的加工工艺而生产出的茶叶。从种种迹象看，刘驰爷爷当年带去的茶种，也极有可能是“祁门种”。

    这可能是祁门红茶最早以茶树栽培及加工制作的方式与国外结缘。此时，祁门红茶尚未在国际上获奖，但由于其不可抵抗的品质诱惑力已经引起了国外市场的关注，国外的茶学专家和客商想要获得祁门红茶的有关信息和加工方法的冲动已是遏制不住了。郑建新先生在《祁红1915》一文中提到，民国四年（1915）三月，有英人柏雷德、海里思，一为茶商，一为茶师。二人由北洋政府农商部派员陪同，专程从上海经杭州沿歙县、休宁一路过来，说是考察皖南的茶叶生产情况，却仅在屯溪参观了一家茶厂，便提出要到祁门去，为的就是要了解祁门红茶的茶树生长和茶叶制作，其渴求解密祁门红茶的目的暴露无遗。此事典出何处，虽未见详实记载，但绝非是空穴来风。

    祁门红茶的高品质及热销，同样引起了东邻日本茶学界的注意。昭和十六年（1941）六月，上海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发行了一部《祁门红茶の生产及び运销》书，全书从绪言到结论共十一章，另附录图五幅，各种指数表格五幅。印刷人：小仓新太郎；著作兼发行人：大冢令三。该书是属于内部“编译汇报”性质的“非卖品”。依日本学人治学的严谨，成书前，作者亲身到祁门红茶产区实地考察的机率极高，是在对祁门红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了解之后写成的。

    茶叶外交显真情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积极在“第三世界”寻找朋友。祁门红茶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了援外项目的一项。曾在安徽省农科院茶叶科研所工作过的陈东山先生在其《援邻植茶记》里就说到，1966年6月至1967年底，他作为援外专家组成员和安徽农学院的江光辉一道赴柬埔寨。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仅在卜哥山、基里隆试种16.35公顷的祁门种、鸠坑种茶叶获得成功，且按祁门工夫红茶及凫绿炒青制法试制成功了成品工夫红茶，被称为“柬红”。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柬王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和赞赏。而地处中国云南边境的金三角地区，为了帮助那里的老挝、缅甸群众摆脱对毒品经济的依赖，中国政府援助的经济植物种植项目中，就有茶叶的栽培和生产。其中不乏以祁门红茶制法制成的红茶的身影（老挝有“金占芭”红茶）。而在非洲的肯尼亚，现在的红茶年产量已超过了中国。在它的茶产业初创时期，是否得到过中国茶叶专家的帮助、是否成功引进了祁门红茶的加工技法，虽已找不到文字资料，不敢缪加议论，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有所耳闻的。有人曾私下非议过这种援助方式，认为是自毁了国家贸易中的主动权。其实不然，中国人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更加显示了中国人的坦荡胸怀和真情实意。如果说祁门红茶在这种援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话，那是祁门红茶的又一种光荣。

    而且，国外茶叶界在关注祁门红茶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给祁门红茶注入了新视野、新活力。尤以前苏联的帮助为突出。这一点，在冯达人先生的文章《前苏联专家在祁门》里有较为详尽的叙述。给冯先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前苏联专家重视茶叶的科学研究，成果丰厚，先进于我国；二，他们在制茶工艺上非常重视初制，认为决定祁红品质的关键在初制；三，在管理上推行“一厂制”和定额管理及作业计划，于我们的生产管理有借鉴价值。而我们的一些制茶机械设备当时也是从苏联引进的。虽说苏联自己不生产茶叶，却是茶叶的消费大国。由此，我们应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前苏联专家对祁门红茶产生过的影响。

    跨国交流寻发展

    为什么祁门红茶的“国际情怀”比其他类茶品更显强烈呢？这只能从世界各地消费者的饮用习惯和祁门红茶的品质特点和普适性来解释了。跟国内不同，世界上以茶为主饮的消费者有80﹪左右是喝红茶的，而祁门红茶在色香味上表现出的至臻品质恰恰迎合了这部分消费者的口味。因此，对祁门红茶追根寻源、引种试制就成了一种必然。相比较而言，祁门红茶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是国内其他茶叶品类所不及的。

    改革开放后，祁门红茶与国际茶叶界的交流逐渐恢复。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开放的程度提高了，到祁门来考察、交流的国外茶叶专家和客户更是与日俱增。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做过粗略统计，仅最近三年，到访公司的国外专家和客户就达到了近二百人次。他们有的跟公司有过商务合作，有的是通过朋友的介绍，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对祁门红茶信息的收集、分析，直奔“天之红”的品牌而来。

    在参观了公司的生态茶园基地和清洁化生产车间、在品味了“天之红”系列高档祁门红茶后，都对公司追求品质为先、质量至上的经营理念大为赞赏，并纷纷提出他们对祁门红茶产业发展的疑惑和问题。对此，公司董事长王昶并无保留地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向他们表明了祁门红茶目前发展的种种努力和规划，显示了公司对传承祁门红茶百年辉煌的实力和信心。同时，也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了当前国际市场的动态和红茶的需求和销量信息。

    想来，以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挑战、寻找机遇、谋求发展，也应该是祁门红茶的一种国际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