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华茶文化赴英国考察交流团，于2016年4月12日—4月26日期间，到英国开展为期14日的茶文化交流活动。

    此次考察，参观、拜访了川宁茶叶旗舰店、泰特莱茶厂、泰格斯南茶园等涉茶企业，乌邦寺、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约翰逊博士茶室、诺维奇城堡博物馆与艺术展馆等涉茶文化地。同时，本团邀请英国茶叶学会教育部主管、国际茶叶专家、作家简·佩蒂格鲁（Jane Pettigrew）作为顾问，精心为团员安排了最有英国茶文化代表性的考察地。

    本次英国茶文化考察团的17名成员来自北京、四川、云南、西藏等地，皆为涉茶或茶文化的团体、企业、文化单位。他们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杭州）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沈冬梅，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丁云国，西藏雪域圣茶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紊兵，《四川旅游》杂志社总编辑白小梅，《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编辑、记者冯斯正，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茶文化学者刘昌明，邓氏金石篆刻艺术传承人、著名中国书法家邓存琚，北京坡顶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乌米，四川蜀地茗山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玲，“发现四川”英文入境游网站创始人冷建强，小雅茶文化工作室创始人张华英，四川雅安兄弟友谊茶厂总经理助理、甘氏藏茶第六世传人甘甜，四川荥经县塔山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何阿坚及副总经理杨景然，四川省残剑飞雪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士杰和中艺雅苑（北京）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晶。

    本报记者冯斯正作为随团记者，一路随行记录下走访的每一站。从本期开始，将在5版开设“茶游英伦”系列，将考察地点按不同文化属性归类，以图文展示这些承载着英国茶历史和文化的别样驿站。

    林奈学会  Linnean Society

    4月13日，考察团参观位于伦敦的林奈学会。这里我们提到的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是伟大的博物学家，他自幼喜爱花卉，曾游历欧洲各国，拜访著名的动植物学家，搜集大量动植物标本。接待本团的两位讲解员先后带大家参观了两个和茶叶相关的重要房间——标本&古籍藏库和图书馆。

    藏库是一个四面环书但面积并不大的房间，可这里林奈珍藏着很多让达尔文、DNA结构发现者沃森&克里克等生物学传奇性人物都视为学术之源的藏品。讲解员告诉大家，林奈1753年出版的《植物志》是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本书，建立了动植物命名的双名法，这对动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有很大的影响。

    林奈生前收集的大量动植物标本及藏书，被当时英国的医科学生、后来的植物学家J.E.史密斯所收购。为纪念林奈，1788年其在伦敦建立了林奈学会，他的手稿和搜集的动植物标本都保存在学会，其中就包括他收集到最早的茶树标本。

    讲解员拿出展示的三个茶叶标本是大约在1780年左右从瑞典直接运过来的，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样子，标本采集的时间约在1735年至1765年之间。林奈于1753年将茶名分为两大类：Thea Camellia与Thea Sinensis。1762年其在《植物志》再版中将Thea Sinensis删去，分为Thea Bohea（红茶）和Thea Virdis（绿茶）。

    这些茶叶从何而来还不能确定，讲解员猜测或来自中国福建武夷山和安徽，因为最早记录武夷山红茶所用的单词是“Bohea”，而这正是其中一个标本上茶叶的标注；另一个标本上标有“hyson”，这翻译过来是“熙春茶”（产于安徽），只是那时的外国人并不知道中国茶叶有这么多品种，所以把“hyson”笼统地理解为绿茶。由此还发现，那时的欧洲人以为做红茶有专门的红茶树，做绿茶有专门的绿茶树，但愿这个误解现在不存在了。

    在学会楼上的图书馆，另一位讲解员为大家展示了很多外国人对茶叶的著述。其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我们口中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的书，记录了他游走中国、日本、印度的茶区的见闻。有文献透露，林奈曾一度想在瑞典种出茶树，但并未实现。因为林奈学会是一个研究生物分类学的协会，所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其他生物学的期刊。

    随行短记：

    还记得讲解员为我们展开各类标本时小心翼翼的样子，他说：“我记得自己第一次打开这些珍藏品时，心里超级激动啊，我正在看为生物学写下重要历史的林奈留下的‘宝物’，这是很神圣的一件事。”

    我很敬佩讲解员对这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以及对生物学这门学科的尊重。

    这里值得提一下林奈学会对于标本、藏品的态度，很朴素很本初，稳妥存好，传给后人，成为未来学科进步的基石和发展见证。没有任何噱头，不高调放声，除了严谨、可信，我想不出其他词去赞扬一种追求知识的态度。

    团员们好学地问讲解员关于茶叶标本的事情，他有一句回答令我印象深刻：“你们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毕竟茶是从中国来的。”可喜的是，他的话代表了对“中国是世界茶源”的认可；而我们中国茶文化的记录、收藏、传承和传播工作，仍需踏实进取。

    约翰逊博士茶屋  Dr.Johnson’s teahouse

    4月16日，考察团游访英国文坛泰斗之一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茶屋。该茶屋从外观上看是一栋18世纪古典建筑，里面有博士生平的物品陈列和他与茶的渊源。

    约翰逊博士是英国18世纪的一位文学家，曾在这里编撰了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辞典《英语大辞典》，对现代英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莎士比亚著作还写了很多戏评。此外，博士爱喝中国茶，屋中就摆放着其曾用过的中国茶具，在他的文字里也可以找到很多茶的身影。中国茶走进英国市场大约在1650年，早于博士出生的1709年约50年，就在这50年间，川宁茶叶店就已经诞生了，他和川宁创始人父子的关系很近。

    据了解，博士生前常在会客室和朋友喝茶聊天，茶叶对人身体的影响就是其中一个话题。博士认为茶叶是“思考和谈话的润滑剂”，助于集中创作精神，他本人是餐餐不离茶，因为觉得茶帮助消化肠胃；但还有一些人对这样的舶来品保持警惕态度，认为可能会有不良影响。

    18世纪的中国茶叶，对英国人来说是奢侈品，比如现在在川宁店里出售的3.5磅的100克茶叶，过去的售价200—250磅。那个时候，大部分茶叶都是非法进入英国的，谁让苛税高达120%呢。有的仆人为了也尝一尝这有钱人的福利，会在主人喝完茶后，把剩余的茶渣收起来，冲洗后再自己喝。川宁的成立开辟英国卖茶的先河，到博士去世的1784年，英国茶叶商人已有3500家。

    随行短记： 

    约翰逊博士曾说过：“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晨曦。”从这频率上看，就知道茶叶是博士杯中的常客，据说，他家的热水壶从来没有冷过，他每天至少要喝好几十杯茶。

    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何博士在欠款方面“声望很高”。尽管大名在外，可惜作家在当时并非高收入人群，所以爱茶的博士常常在各种茶叶店留下欠条，每当有人拿着“罪证”找上门来，博士就装不在家或溜出去，免受牢狱之苦。

    随着参观的深入，环顾周围挂在墙上的友人照片，听着一段段博士的生平介绍，这座房子留存的旧时光仿佛复苏了：客厅的壁炉被火苗映得通红，博士和朋友们正在热议最近上演的某部莎剧，牛奶和糖块均已上桌，只等滋滋作响的茶壶被拿下灶台；客厅的中间是可拉动的分隔板，另一侧，欢快的女士们围坐在一起念诗，或八卦着自己的先生；楼梯上，上下楼的房客和博士打招呼，是因为他的基督博爱精神而收容的流浪汉们。

    这样的场景，茶只占了一小部分，是生活的调味剂。我不愿抱着来自“茶叶源头”的姿态，生硬地将之理解为“中国茶为英国人的生活增添茶文化色彩”，这反倒应该是，英国接纳了中国茶并生活化地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