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别，一般来说都是农村人向往着城里的生活，城里人几乎没有谁愿意往农村跑，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尤为明显。而来自城市的童启庆老师却在上世纪50年代初选择了农业院校，学习茶业，用一辈子的时光去为“三农”服务。

　　在读农校时，学校在杭州城外40里地的农村。来自城里的童启庆每周只能在周六回一趟家，周日再匆匆赶回来。当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加之美国对华实施禁运政策，国家汽油短缺，往返学校和家里只能先坐30里的木炭汽车，木炭车就是用木炭代替汽油作动力的汽车，又脏又慢，那时的路况非常差，坐30里的汽车就像松了一次骨头一样。汽车还常常半路抛锚，稍遇一点坡路，动力就不够了，因此，童启庆和其他乘客几乎每次坐这种车的时候，都要下几次车来推它，最令人难忘的还要是下雨天推车走的情形了，车子喷出的炭粉和卷起的泥尘，让很多人都变得一脸漆黑！而剩下的另外10里路，路况实在太差，车子走不了，所以，连木炭汽车业没得坐了，就只能步行了。

　　因为农科对实践性要求更高，所以童启庆他们一个星期有3个下午是在农村的田间地头过的。这时候不仅是听老师讲授知识，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去干，去干那些繁重的农活。但是，童启庆却从来不让自己叫苦，她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适应农村，要像米丘林那样在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米丘林是当时热映的一部同名苏联电影的主人公，因家境贫寒，米丘林小学毕业后便辍学，在铁路站当了一名职员，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租下一块荒废的小园地，开始了园艺实验工作，十月革命后，他的工作受到列宁的重视，1922年，列宁在拍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在获得新植物的实验上，具有全国意义。”米丘林提出生物学的基本原则是主物体与生活条件的统一，认为生物对生活条件有高度选择性，而生活条件对生物的发育和遗传变异则起主导作用。

　　大学毕业后，童启庆被分派到了余杭农校。当时学校没有校舍，于是，她和她的同事们，在开茶园、建茶场的同时，也干起了建筑小工，新建起校舍来。然而，真正的辛苦还在后头。1958年“大跃进”时期，科研和教学工作几乎全被生产劳动占用了，占用到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常常是泥地上铺点稻草就睡上了，半夜还要起来插秧。“大跃进”之后，余杭农校部分专业并入杭州农学院，童启庆所在的茶叶专业也在这时并入了杭州农学院。再后来，这个专业又并入了浙江农学院。“文革”一开始，茶叶专业受命，迁往杭州郊区的余杭潘板桥，那里只有几间茅草棚。南方雨水多，常常下雨，茅草棚到处漏雨，童启庆和她的同事在屋里也要撑着雨伞，就连睡觉也得撑着伞睡。和刚工作时一样，来到新校址，童启庆又是一边开茶园、建茶场，一边建校舍。冬天来了，一天就只有一壶热水，12月的时候，也得用冷水洗脚。

　　“人活着总要有个交待。”谈到经历的那些艰苦岁月时，童启庆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只把它当成那一代人不可回避的历史去看待，并且至今仍愿意用乐观的精神去回忆，觉得那些付出也是追寻理想的快乐，而且坚信这个国家的未来会更好，始终告诫自己要好好工作，“死要对得起党和人民。”

　　在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的激励下，尽管学习和教学研究的环境恶劣，还常常受到各种运动的干扰，但是，童启庆却也因此养成了钻研自学的求知习惯。

　　改革开放后，国家各项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不久，日本的相关科研单位邀请浙江农学院茶叶系泰斗庄晚芳先生前往日本做一些合作研究项目，庄先生年事已高，就委派童启庆前往，而童启庆当时的日语还处在磕磕碰碰的水平上。

　　来到日本后，童启庆发现，日本的皋芦种茶树，从照片上看它的叶片、花果都和我国福建一带的红芽佛手、绿芽佛手茶种很相似，然而，日本人却认为皋芦种是他们原产的。尽管历史文献中有很多日本茶叶是从中国引进的记载，但是，童启庆知道，对待科学问题，还是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做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于是，她很快找到了这次合作研究的研究课题，从比较形态学的角度研究皋芦种和中国佛手种的关系。需要借助的仪器就是扫描电镜，这种仪器在当时的日本也算得上是先进的仪器了，国内还没有来得及引进。面对这个从来没有碰过的先进仪器，童启庆或许可以请教日本教授的助手，然而，面对这种复杂的仪器，教授的助手也是茫然不知所措，童启庆只能自己动手，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对照说明书，自己钻研起来。一个月后，实验结果出来了，日本的皋芦种就是引自中国的佛手种的一支，日本的教授看了大吃一惊，称赞不已！

　　对于各种新鲜的事务，童启庆老师总是愿意用自己的勤奋先去接触、了解，如果有用，就拿来，结合自己的教学，传授给学生，同时也非常注意学科的交叉应用，借助一种学科的思维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新课题。在指导学生做制茶工程研究的时候，她启发学生以生理研究的方法去做实验，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她先后为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茶树栽培学、茶树高产优质原理、茶树栽培育种研究法、茶树显微技术、茶树生理生态等10余门课程。她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经常带学生参加各种教学实习，有时一天要跑20多公里路都不觉得累，尤其她主讲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教材，她就认真编写讲义，并自己动手做实验，使各位学生受益匪浅，她曾承担全国统编教材《茶树栽培学》(第3版)的主编任务，还参与编写《茶树生理》、《中国茶树栽培学》等教学参考书。从事茶学教学工作50多年，童启庆老师先后培养本(专)科生1400余名，协助和指导硕士研究生9名，其中培养了我国第一位茶学硕士留学生，指导博士研究生4名，其中一位为我国茶产业经济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童启庆老师积极从事茶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在我国大陆成立了第一个茶文化教室和第一支茶艺表演队，曾任中央电视台《中华茶文化》节目主持人，协助中央台举办“茶文化系列”讲座；并与浙江音像出版社合作摄制出版《中国茶的品饮》录像片。

　　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童老师始终坚守着她作为一个茶人的信念：既然选择了就要做好，既然是老师就要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