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据测算，农民消费每人增加1000元，全国就能增加内需9000亿元。

　　★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做好“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等工作，把中央财政的400亿元补贴资金用好用活，使企业增加销售、农民得到实惠。

第一重门：钱包不鼓如何消费?

□ 本报记者  师 容 

　　观点一：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前提

　　观点持有者：全国人大代表张晓山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对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农民的生活现状有着充分的了解。对于当前国家出台的多项涉农政策，张晓山代表做了深入的分析。

　　张晓山认为，拉动农村内需就是要扩大农村消费,但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是目前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他们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但是没有相匹配的支付能力，而改变这种现状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农民收入。

　　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9年的工作难度比较大。张晓山认为，一是农村生产的稳步发展，二是农民的增收，这两点都存在着不少的困难，而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矛盾还是农民的增收。

　　近几年，给农民增加了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2009年4万亿拉动内需的资金中有近8000亿元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善农田水利等各方面，提高粮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此外我国连续五年粮食丰收，在2008年更是创历史最高记录，单产各方面也比较好，国家粮食储备还是比较充裕的；同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对农产品的需求本身也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所以只要政策对头， 多项措施数管齐下的话，短期和长期农产品供给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张晓山表示，今年农民增收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我国农民增收来自两方面，一是工资性劳动收入，二是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从这几年来看，农民工就业对整个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0％多，据媒体报道，2007年，农民工工资性劳动报酬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2008年提高到40％多。2009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就业形势仍比较严峻，如果这部分收入跌下来，农民增收就面临困难；另外，虽然目前我国对粮食及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保护价，但是农产品价格的制定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生产、收购、储运、流通等各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农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2008年，由于国际市场原油与粮食价格的“过山车”走势，使国际市场粮食价格面临下行压力，如果粮食价格不能保持在合理的水平，那么种粮农民的收入就难以保证。所以总理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保持粮食价格合理水平”，意义重大。  

　　所以总体看来，农民无论是从事种植经营性的收入还是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在2009年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如果增收实现不了，消费市场的启动将面临压力。

　　据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人口平均纯收入水平4761元左右，与城市人均收入15000元相比，只占到1/3的比例。但是城市人均收入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人均收入为纯收入，其中包括10％的非货币收入和相当一部分农民用于生产投资的收入，而农民真正能用于生活消费的收入是非常少的。

　　张晓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动内需最根本的是要夯实基础，即促进农民增收。同时他也认为，解决农民增收难题，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需要一套“组合拳”来实施。

　　首先增加农业补贴，目前国家在持续增加农业补贴的数额，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其次，要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合理水平。对于这一点，张晓山特别强调，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既要保证农产品的合理价格，又要保证粮食能够在合理的价格卖出去，同时要保证粮食仓储的合理储量，最终保持粮食供给平衡，使粮食储运、收购、生产等各个环节都能畅通无阻；再次就是提高农民的综合生产能力，从水、电、路、气、房等方面着手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张晓山指出，水利末端沟渠建设更需要重视，目前农村斗渠、支渠、毛渠由于年久失修、老化、渗漏的情况比较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基础工程的修建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这方面的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比较大，投资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与农民劳动就业相结合，既能够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又能够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压力，这些都是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张晓山说，为非农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加强输出输入地之间的联系，为农民创业提供便利条件，解决目前19.3％的回乡农民工就业的问题，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种方式。

第二重门：有钱为啥也不敢花？

□ 本报记者 郭未名 蔡靓  王琥

　　观点二：完善的社保机制是扩大内需的保障

　　观点持有者：全国人大代表汪惠芳 全国政协委员吴焰 王少阶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科所所长汪惠芳认为，拉动农村内需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要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手里有了几万块钱，他要考虑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年纪大了，没有养老保险怎么办？如果社保问题解决了，他就可以放心地去消费了。前几年我们一直在提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后，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也在逐年增加新农合的筹资力度，今年浙江提出每人140元的标准，我记得2004年提建议的时候，人均才40块钱，短短4年时间，已经翻了两番。这说明政府投入的比例的确是逐年在增加。”

　　汪惠芳说：“第二个方面就是让农民真正得实惠。比如‘家电下乡’，有的农民感到‘家电下乡’产品就是把那些库存卖不掉的淘汰产品卖给他，觉得是在‘糊弄’他。所以说，下乡的产品一定要是农民用得起，能够放心去用的产品。一个是价格要合理，另一个是要符合农民的需要，不要搞得很复杂，要大众化的产品，就好比傻瓜相机，怎么使用都可以。”

　　“通过保险机制，可稳定农民未来预期，促进农民的生产性消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吴焰说。

　　农民消费的相当部分是用于购买农用生产资料，这种生产型消费将直接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扩张，对于扩大农业再生产、保护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吴焰认为，导致农村内需不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农民即使手里有钱也不敢花，只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因此只有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保障农村数亿人的生活安定。如果农民有了良好的医疗保险制度，有了充足的养老保障，农业生产有了维系再生产的基本保障，他们就有信心把挣到的钱拿出来消费。” 吴焰建议。

　　民建中央副主席王少阶委员建议扩大内需应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加快农村道路、改水、通电以及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惠民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力度，加大扶贫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现金补助力度，通过“家电下乡”，推进农村消费市场建设；建立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引导资金和人才向农业、农村回流；继续做好农民增收减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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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长远之策，依然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如是说。

　　人大代表张少军说，农村社会保障建设起步较晚，明显滞后于农民的实际需要。如“存钱防老”在农村是普遍现象，已启动的农村合作医疗等尽管实现了“广覆盖”，但仍是“低水平”的。农民未来支出预期过多，必然降低即期消费支出。 

　　在全国关注的“两会”上，代表委员达成一致观点：完善的社保机制是扩大农村内需的保障，只有医疗、教育、住房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农民才会从鼓起的钱袋子里拿出钱来用于消费。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短期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下大力气、采取多种灵活的策略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据新华社）

第三重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

□ 本报记者 郭未名 蔡靓  王琥

　　观点三：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农村内需不足的长远谋略

　　观点持有者：全国政协委员赖明　　

　　面对长期以来内需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政协委员赖明建议，要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推进四个方面改革。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第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建立真正的劳资利益谈判机制，使劳动者能够分享企业发展的利益。第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民工逐步实现稳定转移；中小城市应尽快完全开放户口，并在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对农民工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应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和宅基地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使进城农民能够在城市定居。第四，扎实推进包括养老、医疗卫生、教育在内的社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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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郭书田：当前扩大内需的重点应放在农村，要大幅度增加投入，改变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两个长期薄弱环节，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他认为，深化农村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消除二元结构。调整国民分配收入格局要动真格地进行调整，真正向农村倾斜，体现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郭书田说，近几年来，由于中央的重视，财政用于“三农”的支持虽然有较大的增加，但还存在以下三种现象。 

　　一是用于“三农”支出的增长幅度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幅度。2005-2007年财政总支出增长幅度由18.3％上升为22.5％，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幅度由13.3％上升为15.4％；二是用于“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下降的。2005-2007年由8.8％下降为8.4％；三是用于支农支出在总量、增长幅度、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都大大低于行政管理费的支出。2000-2005年，支农支出由767亿元上升为1770亿元（注：支农支出小于“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上升为5.2％；而行政管理费由1787亿元（预算内）上升为481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1.2％上升为14.2％。 

　　郭书田说，用于“三农”支出的由于原有的基数过低，增长幅度应该更大一些，至少不低于财政总支出增长幅度，同时应该提高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尤其在总量、增长幅度以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都应高于至少不低于行政管理费的支出。这是能否真正改变二元结构和落实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试金石。他说，为了增强地方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力度，可考虑适当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使地方财政高于中央财政，这就需要改革现行的财税体制。

　　（据《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