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是安全生产监管领域不可避免的一个词。但是有一些问题同样不可避免：为什么行政罚款后仍然有事故发生，为什么检查监督后事故隐患仍然没有排除，而行政执法又应该基于哪些法律和原则？正是因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没有弄清楚这些问题，也就造就了“安全之殇”。今天，我们先来探讨下有关行政罚款的问题——

　　其实，各地对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罚不可谓不严。为保证地铁施工安全，今年1月份陕西西安市地铁办与参加西安地铁建设的21家施工单位、12家监理单位、21家勘察设计单位，分别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和协议。21家施工单位每家缴纳300万元安全生产保证金，并立下安全生产“军令状”。按照责任书规定，地铁办承诺：承建合同期内，将对其缴纳的300万元安全生产保证金予以统一管理；未发生安全事故的，将如数返还施工单位，同时还将给予100万元的奖励。西安市地铁办言明，这是将奖罚幅度提高3-4倍，实行“重奖重罚”的策略。然而，5月和8月，西安地铁先后发生了两起安全责任事故，以重奖重罚来遏制安全事故成了镜花水月。

　　2002年7月4日凌晨两点多，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县富强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9人遇难。其实，事发后回头去看，发现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

　　早在3月24日，吉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去该矿检查时，就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该矿立即停止一切井下作业，解决隐患；4月25日，由于煤矿并未解决安全隐患问题，吉林省煤监局对富强煤矿实施1000元行政处罚；7月3日，也就是出事的前一天，安监人员去检查，并且再次做出了罚款1000元的处罚决定，强制该矿当时已经下井的32名矿工撤出。但是，当天晚上12时左右，矿工们又下井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就发生了事故。前一天刚被罚款，第二天就发生安全事故，看来对那些黑心煤矿而言，罚款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痛痒，他们已经被罚“疲”了。

　　多次罚款依然挡不住事故的降临，而这样的煤矿又何止富强一家？2007年11月8日，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群力煤矿发生特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矿难共造成35矿工死亡。就在一年前，2006年10月24日，该矿也发生过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然而，矿上仅仅对矿长、原煤矿总工程师各处以500元罚款，对生产副矿长处以200元罚款，并没有将安全管理升级。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甚至出现屡罚屡犯，这样的事例只能说明，罚款对于无视安全生产的某些企业而言，根本就是无用功。

　　罚款是我国行政处罚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行政处罚的重要手段被广泛的运用，当然在安全执法中也不例外。然而，罚款这种被许多执法者奉为“神明”的手段其有效性还有待检验。倘若罚款成了惟一的手段，那危害如何，后果如何，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