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生死的快慢差

　　有些事可慢，慢工才能出细活；而有些事要快，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2009年6月5日下午，重庆武隆鸡尾山发生山体崩塌，崩陷的山体将山对面的三联采矿场合6户居民家淹没。最终，事故共造成79人遇难。

　　先看大山的动作：据当地矿山的老工人回忆，鸡尾山最早发现裂缝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多次发生岩石掉落事件，进入今年6月，几乎天天有岩石崩落，最后一次是在悲剧发生27个小时前，一次的坍塌量便达到3000方左右；而从崩塌开始之后，大约10分钟，整个山谷就安静了下来。20年的持续险情此刻终于尘埃落定。再看当地有关部门的动作：2000年，国土部门开始关注鸡尾山存在的危岩险情，并在随后的1年里首先将镇政府、医院等机关搬出；而直到事发当日，处于危岩区域内的共和铁矿仍在开采。大山垮塌的速度，有关部门动作的速度，这一快一慢中，79条鲜活的生命逝去。

　　同样因措施迟迟不到位而酿成事故的还有陕西凤翔的血铅事件。2006年，东岭公司建成投产，建厂之前，厂方曾与凤翔县政府达成协议，县政府承诺3年之内分3批将工厂周围500米内住户全部搬迁。而几年过去，村民搬迁的新址却迟迟没有选好，搬迁更是无从谈起。这一快一慢中，许多无辜的百姓受到了伤害。

　　审视这些鲜明的快慢对比，希望更多的公务人员能够体会出，面对纷繁的政务，选择是快还是慢的标准是什么，是百姓的安全，百姓的利益，还是眼前的经济利益和政绩作秀。

　　干扰快慢的“主流”观 

　　快和慢本来没有界限，然而，当死神在身后追赶时，快一秒就意味着能活下来。

　　11月21日，黑龙江龙煤集团新兴煤矿发生爆炸事故，当时，井下共有528名矿工，108人遇难，420人成功升井。按矿方的说法，矿难发生前约一小时，矿调度室接到井下险情报告，矿方立即切断电源，并当即组织井下矿工撤离。这就意味着从接警并采取撤离措施再到爆炸发生的时间近一小时。然而，即便有了“死神开恩”的一小时，仍有108名矿工殒命。

　　事后，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长张金光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这里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主流的东西，528人有420人是成功地走出了井下，逃离了那个可怕的现场，这应该是主流。

　　我们承认，420人成功升井值得肯定，然而，这位宣传部长也应该看到，还有108个人，他们由于撤出不及时而遇难，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煤矿，一直是充满危险的地方，因此，如何能够在险情出现后及时、有序、快速撤离，应该是每个煤矿的必修课。然而，这门课“挂红灯”的显然不止新兴煤矿。5月30日上午10时55分，重庆市綦江县同华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突出事故。当时在井下作业131人中，30名工人遇难，77人受伤。事故原因是在揭煤放炮时，矿上未严格执行撤人、断电等措施，在井下工作的工人未接到任何撤离通知。

　　撤离快一点，再快一点，也许就不会有死难者。恐怕，如何建立完善的紧急撤出预案，缩短撤离时间，提高撤离成功率，这才是主流，才是问题的要害。

　　考量责任的快慢差 

　　2008年9月20日，广东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当时，一抹烟火从舞台中央冲上顶棚，现场900多名观众无法想象到一场大火将随之燃起，44人丧生。事后，该事故被认定为责任事故，开始对相关责任人追责。但是，追责却持续了一年多。2009年1月20日，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对原龙岗区公安局副局长陈旭明等做出判决。而对其余责任人处理结果直到12月22日才出来。

　　责任的快慢差几乎存在于每一起事故中，而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质问。2005年11月，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曾发生一起特别重大煤尘爆炸事故，171人死亡，然而，直到2007年11月，事故中包括矿长在内的11名事故责任人还没有得到处理，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对此十分气愤：“我是事故调查组组长，有权利责问事故责任追究。事故发生快两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处理结果？”

　　今年12月底，国务院公布了对2008年山西娄烦“8·1”特别重大垮塌事故、2008年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7·14”特别重大炸药燃烧瞒报事故的处理决定，此时距事发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

　　国庆节长假后第一天，湖南冷水江一矿山发生罐笼坠落事故 26人死亡5人受伤，60多米，20层楼高，几秒钟坠落到底。然而，2个多月过去了，对事件责任人处理的结果却始终未曾听到。

　　随着问责制度的逐步完善，在事故第一时间启动“问责制”逐步常态化。然而，相比“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几个字，第一时间公布的处理结果更加令人信服。

　　召回快慢的“作秀门” 

　　汽车，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由少数人拥有的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随着各大汽车厂商产销量的不断增加，车辆的质量似乎出现下降，其中最为直观的就是不断发生的“召回”事件。

　　8月25日，丰田汽车宣布由于电动车窗可能无法正常升降，决定在中国召回68.8万辆汽车，成为我国汽车召回历史上召回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事件。而随着召回制度的发展，召回的速度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

　　然而，何时召回，以多快的速度召回，在商家眼中，不亚于一个精心策划的广告。今年“3·15”期间，短短20天时间里，国内汽车企业召回竟然多达7起。于是，所有人都笑了，难道，这汽车问题也扎堆出现？

　　其实，汽车召回维修过程并不复杂，于是维修速度的快慢也成为了“作秀”比拼的战场。今年“梅开二度”，两次召回旗下“凯美瑞”轿车的丰田汽车公司就公布，车主只需提前预约，正常情况下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够完成配件更换过程。

　　据统计，2009年一年，我国国产车型召回数达125万多辆，涉及20家厂商，其中包括广州丰田、上海通用别克、华晨中华、广州本田等知名厂商；而进口车型召回也达3万多辆，涉及13家厂商，宝马、奔驰、捷豹、路虎，几乎将所有名车公司都涵盖其中。

　　事实证明，无论流程如何简单快捷，都不能抵消我们对汽车设计、生产和质量的疑问。公众更愿意看到的是这些知名的汽车公司，能够在汽车研发和质量上多下功夫，别让“汽车召回”成为厂商新的宣传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