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另外，决算报告还公布了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887.1亿元。（7月1日《京华时报》）

　　无疑，中央公开“三公”支出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今年3月，国务院表示6月会将中央“三公”经费支出向社会公开。公开“三公”经费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亦是公共财政透明的里程碑，是公共财政走向透明公开的“新起点”。 

　　能否毫无保留地将“三公”消费等行政成本公开，是衡量公共财政是否透明彻底的重要标志。《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是预（决）算公开的“法律动力”，公共财政的公众性、公益性与公开性是预（决）算公开的“属性动力”，公众的期待与监督是预（决）算公开的“需求动力”。可以这样说，社会的“三力”正在督促“三公”消费的公开。

　　“三公”消费的公开，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手段，接受监督是目的；“三公”晒太阳是途径，“减肥健身”是目标。在致力于打造透明政府的大背景下，“三公”消费应该同时具备“公开、公正、公信”的新内涵。当公开“三公”的大幕拉开后，公开、公正、公信等就要成为“三公”的新属性。如果说公开只是见“阳光”，那么公平正义才是见“光辉”，唯如此，才能打造公信。“三公”消费是否合理？是否“必须的”？是否隐含奢侈浪费？是否“潜伏”着腐败？这些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

　　就公共财政而言，公开透明是“量变”，科学合理是“质变”。公众有知情权，更有监督权；公众在知情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监督。“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三公”的公开就是“创造条件”，但公开后的监督制度建设更关键。制度层面上起码要有三个要素：其一，保障公民的质疑与质询权利；其二，接受质询单位的回馈机制；其三，“三公”经费预算的修订。做到了这三点，制度才能引领公众监督，并确保监督有效有力。

（安徽读者 王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