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微小的收获，与我面对14英寸电脑屏幕想象出的种种相比，也是会有所不同的。

　　行走中，我会看到皴裂的、沾满泥巴的双手；会听到言语中反复念叨的感激与希望；我能够触摸到新闻故事的由来，体验到或感动、或忧伤的真实。

　　明天又要背起行囊出发了，开始“记者走基层”的又一站。

　　其实，自打入行以来，就一直在外“行走”着，尤其是今年，“行走”的频率更高了一些。这一年，走过河北、安徽、山西，去过云南、青海、山东、福建……不觉间，专供出差拖拉的皮箱已不再光鲜，外在的装饰掉得七零八落。两个拎手中的一个已经提前“病退”不说，一拖着走起路来，还有几个零部件开始“咿呀哇呀”地作响。

　　虽然如此，对于行走，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即便是微小的收获，与我面对14英寸电脑屏幕想象出的种种相比，也会有所不同。行走中，我会看到皴裂的、沾满泥巴的双手；会听到言语中反复念叨的感激与希望；我能够触摸到新闻故事的由来，体验到或感动、或忧伤的真实。

　　7月，我背上行囊行走青海。

　　如果没有记错，飞机抵达西宁后，我最常听到的问候就是，“感觉怎么样？有异常反应没？”我总是会笑着说没事，但习惯笑而不语的司机师傅却会接一句“好像不然”。因为但凡是从一处赶往另一处的采访空档，坐在车里的我总是昏昏沉沉的，没精打采、似睡非睡、一言不发。

　　真正的青海人，不会如此，至少与我不同。

　　在西宁市西部海拔约2700米的湟源县，我认识了在那里农信社工作了多年的李主任。采访之余的闲聊中，李主任很有把握地说：“一看臧记者就不是这里人。”我笑问：“是口音不同？”李主任用手指了指脸颊：“喏，你没有高原红。”

　　他告诉我，在高原上的人，脸上多少都会有这么两抹高原红。据传说，那是太阳送给高原人的礼物。若久居高原，这礼物，不收都难。

　　但高原红并不是高原人的唯一特征。

　　在地处海拔2000米的尖扎县农村信用联社，高高大大的才尕理事长跟我握了握手。

　　因为有人告诉过我，他刚从果洛藏族自治州——一个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方调过来，所以，见面之初的前几秒钟，我一直在用目光寻找着他的“高原特征”。

　　才尕是藏族人，外貌特征也很符合我想象中的青海人形象：高大的个头、粗厚的腰板、浓重的眉毛……一开口，就是厚重的男中音。但是，红黑的脸庞上，着实让人看不出有没有高原红。

　　聊起果洛州，才尕还是很惦念那些在海拔4000米坚守岗位的员工们。“条件苦啊，在上面工作几年，就会浑身是病，很难留住人。”说着，才尕拍了拍自己厚实的胸脯，“里面都是病。”

　　三四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作别了才尕，继续赶路。车子继续在高低起伏的山路上颠簸着，但思索中的我，已不再是之前昏昏沉沉的模样。

　　归京后，采访结束，文章见报。但是，即便收起采访本、关上录音笔，那一抹抹高原红，一张张脸庞，还是会在脑海中浮现着。有时候，一个动作，一个表情，就可以是一个行业生存状态的全部，说明着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