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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陆公鼎中茶,香飘寻常百姓家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茶
张箐

  回前墨:

  清末民初时期,是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最为接近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茶文化、茶民俗的发展对现代茶道的影响也最大。与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是,清末民初时期是茶文化在民间最活跃,最普及的一个时代。从之前的皇室专享,贵族特供,到市井茶肆遍地,平民皆可啖饮。这是茶真正从朱门走向柴户的一次转身,同时,茶文化与其他门类文化的结合也更为广泛,这也主要集中在与民间艺术的互相影响中。

  清初及中期的良好经济、文化发展,无疑为茶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茶贸易对内对外的空前兴旺也为茶文化的普及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

  影响世界的中国茶

  清末至民国初期,中国的六大茶类已形成完备的制作工艺,历史上的名茶产地如杭州西湖产区、武夷产区、云南普洱产区、安化产区等在当时中国强劲的茶贸易风潮下得到良好的发展,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加之茶产业良性循环,保障了中国茶的质量和科技高度。

  在18世纪20年代左右,世界掀起一股中国茶的热潮,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消费者,都以能得到正宗中国出产的茶为荣。在荷兰,家庭妇女痴迷于茶会,许多丈夫因为不满妻子流连茶会不归而酗酒“茶会的狂潮使无数家庭萎靡颓废”;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红茶成为皇室每日必需品,甚至在全国都很流行;俄国人的“茶瘾”仅次于英国人,在当时的恰克图市场,俄商换回茶叶,这是他们交易的首要目标,特别是黑茶类中的砖茶,在外贝加尔边区居民中相当受欢迎,成为生活必需品,它的通用程度堪比“美金”可以随时现金交易套现,所以当地农牧民在卖出农产品时,宁愿换得砖茶,因为他们笃信茶比任何纸币都通行保值;总之,无论在欧洲、美洲,中国完全垄断世界茶叶市场,日本虽有少量茶叶生产,但主要是针对本国消费,出口量微不足道。总之人们喜好中国茶就像他们过去喝葡萄酒一样嗜饮成性。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全面加深,贸易市场受到强烈冲击,中国茶业由兴盛逐渐走向衰败。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乱频频,时局不稳,茶叶生产近乎瘫痪。

  茶馆——世事变迁的侧影

  茶馆在清末民初可谓是遍地开花,从北京、上海到苏州杭州,各种形式的茶馆承载着不同的内容,有的茶馆卖饭,有的茶馆天天上演曲艺节目。大多数的茶馆面向普通民众,所以即便是卖力气的苦工,辛苦一天之后将收入的三分之一花在茶馆也是很普遍的现象。茶馆之所以受欢迎,跟茶文化的包容性和可塑性是分不开的。

  北京是清末民初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常住北京的人口曾经有60万之多。这里汇集了满、蒙、汉各族居民,其中老舍先生的著作《茶馆》写尽清末民初世态,同时也道出茶文化在不同阶级中的影响力。那时北京城的茶馆种类众多,概而言之,可分为六大类:大茶馆、二荤铺、清茶馆、书茶馆、清音桌茶馆、野茶馆等,现如今北京前门老舍茶馆为了继承和发扬这独特的京味儿文化,还特别在一幢楼内恢复了这六种茶馆形式,其中二层的清茶馆完全按四合院形制布局,古香古色,被喻为京城茶馆的“空中花园”。

  那么,这六大茶馆分别吸引着哪类茶客,传承着怎样的文化呢?首先要说的是大茶馆。老舍先生笔下的“老裕泰”就属于大茶馆性质。京城旗人的中层人物和小康人士(一般是有差事的或世袭的参领、佐领等)是他的主客,小京官、章京和商贾阶层亦常光顾。所谓大茶馆,首先是规模大,大多是临街有5间门面房,称之为前厅,内设柜台和大灶,门面房的后面是个四合院,院中搭有天棚。和门面相对称为过厅,过厅两侧的厢房和过厅后面的后堂设“雅座”,大罩棚下设“散座”。夏季茶客们在天棚下乘凉品茗,冬季天棚四面罩上布帘子,院内生起火,整个茶馆内暖意融融。这种布局能满足不同档次的茶客:“雅座”是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散座”是普罗大众的去处。

  大茶馆不仅卖茶,也卖各种点心、吃食。很多大茶馆都有“红炉”,也就是烤制糕点的烤炉,所制点心多为月饼、元宵、芙蓉糕等,北京人统称饽饽。制作的厨房往往设于过厅两侧,所以过厅里的茶客大多意在茶后进食。或一边喝 “小叶双熏”,就两块刚出炉的“红炉点心”;或是品茗清胃之后,吃碗“烂肉面”、“小碗炒肉”,别样的风情。

  “二荤馆”比大茶馆的规模要小,这类茶馆兼卖酒饭,类似于饭店与茶馆的结合。之所以称为“二荤馆”,不是因为兼卖牛羊肉,而是因为茶馆配备菜肴原料,算作一荤,茶客自行携带菜肴交给茶馆加工,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在二荤馆里,一些茶客,一早进来,喝茶谈天,到了饭点儿,可叫酒菜,不用挪地儿。因此这也成为一些团体、帮派的聚会,特别是调解派系纠纷的“说和”之所。

  “清茶馆”主营清茶,不卖吃食。茶馆价格低廉,适合普通大众。茶馆内往往方桌木凳,壶盏清洁,春夏秋三季在门口或院内搭凉棚茶客们坐在茶棚里,边喝茶边叙家常、谈鸟道、评时事。茶馆主人为了招揽茶客,经常在春夏秋三季举行“串套”活动,向养鸟的知名人士发出请帖或者在街上张贴黄条(类似于今天的小广告),欢迎他们某月某日携鸟光临茶馆。届时养鸟人士纷至沓来,斗鸟赛鸟,好不热闹。实在是鸟情超过了茶情。还有一类人士往往关顾此地,有说媒的,做买卖的,拉房纤的,放高利贷的,也就是如同《茶馆》中刘麻子、唐铁嘴一类。买卖可以在这里交涉,小道消息可以在这里交换,就算长时间占着座位,但大家好歹都是街面上混的熟人,掌柜的往往不好意思逐客。

  “书茶馆”,顾名思议,是以说评书为主要看点的茶馆。评书是清末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曲艺形式之一。民国初年,北京出现很多以说评书为主的茶馆。“书茶馆”一般早上接待饮茶的客人,下午和晚上请说评书、唱鼓词的艺人来说唱。为营造气氛,书茶馆内一般挂有字画,藤桌藤椅,靠墙处有木台木桌,用蓝布罩着,这就是说唱艺人的表演地。开书以后,就不再接待一般茶客。茶客除付茶资外,每说完一段曲目,茶客随意给一二文钱。其时比较著名的有刘继业的《济公传》、王杰魁的《包公案》、连阔如的《东西汉》等,茶客们边饮茶边听书,别有一番风味。

  “清音桌茶馆”是专为京剧爱好者提供消遣的茶馆,这类茶馆一般设日夜两场,演出时有简单的伴奏和配角,只是不化妆清唱整出戏。比较著名的“清音桌茶馆”有时也有名角名票光临,并演唱选段。

  “野茶馆”又称“野茶摊”,这类茶馆的形式就比较随意了,或在荒郊野外,或是大道两边,或各个城门外……凡是路人口渴歇脚处,总有一挑小旗挂一个“茶”字,告之“野茶馆”的存在。“野茶馆”大都比较简陋,两间用土坯垒的小茅草房,屋里有那么三四张“白碴儿”(原木不刷漆)桌子,几条大白碴条凳。一个大火炉子上面坐着几个大铁壶,里边的开水咕嘟咕嘟冒着泡儿。一个大长条桌上放着一个大茶叶罐,里面装的是满满的“高碎茶叶土”(筛茶叶时筛下来的末)。两大摞挂绿釉的大粗陶海碗,几个同样挂绿釉的大沙包儿茶壶。遇有客人走累了进来歇歇脚儿,伙计就赶紧抓一把茶叶土扔进沙包儿壶里,沏上滚开的热水,拿一大海碗给客人满满地斟上一碗茶,痛快的喝口儿、歇会儿。开设在亭边路旁的露天茶馆,多为行人作歇脚。供应一般茶水,同时也备少量高质茶,备有文人采风光临时招待。

  清末民初时期,是人人爱茶,人人可爱茶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也是茶之一物真正利益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时期,也唯其在这个时期,茶事具有活泼泼的文化活力,茶文化所焕发出的人文关怀气息一改历朝历代教条、刻板、浮夸的作风,使传承至今的茶道,更丰富,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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