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口号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今天，本报特向读者介绍一位在预防救治艾滋病特殊战线上的一个特殊人物——医务民警曹斌。

　　他们是一群身负刑责的罪犯，也是一群身染艾滋病毒的病人。他们身处监狱高墙之内，心也被无形的高墙层层阻隔：恐惧、悔恨、自闭、悲观、绝望。

　　曹斌正是和这样一些身患艾滋病的罪犯打交道的医务民警。他４９岁，清瘦、儒雅，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如果不是白大褂里露出的那身警服，看上去和普通医院里的专家并无二致。

　　但就在他所负责的安徽淝河监狱第二监区，２００４年以来已经集中收治了１３３名案情各异、病情复杂的艾滋病罪犯。

　　７年里，曹斌“医病”又“医心”，初次接受治疗的犯人１００％病情得到有效控制；２０多名入狱时生命垂危的犯人转危为安；３０多名病犯因表现良好获得记功减刑，已有６９人刑满出狱获得新生。

　　安徽省疾控中心的专家评测说，同样的治疗方案，淝河监狱艾滋病人的治疗效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是一份出人意料的成绩单，也是一段洒满人性光辉的艰难历程。

　　以真情、亲情打开狂躁封闭的心门

　　２００４年，曹斌受命组建淝河监狱第二监区，集中收治以艾滋病为主的各类重症感染病犯。９月７日，第一名艾滋病犯陆勇彪来到监区。

　　入狱之前，陆勇彪是地方知名一霸，盗窃、勒索、绑架……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后更有恃无恐：“我是艾滋病人我怕谁？”案发时暴力拒捕，抱住当地刑警队长的大腿就是狠狠一口。

　　初到监区，陆勇彪蓬头垢面、目露凶光，暴力攻击其他犯人，不和别人交流。被单独关入一间病房之后，他整天狂躁地大喊大叫，几次打碎了玻璃窗，大小便涂得满屋都是……

　　面对这样特殊的病犯，曹斌没有简单地处罚或一关了之，而是耐心得关心疏导。陆勇彪因艾滋病体质差，经常发高烧、拉肚子，曹斌这个时候就去给他检查、治疗，每天针对病情发放营养品。３个月后，陆勇彪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和干警也建起了初步的信任。但除了配合治疗，他还是不愿开口讲话。

　　在一次检查时，曹斌偶然听到陆勇彪在自言自语地念叨儿子。经了解，在陆勇彪入狱之后，他的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上初中的儿子被姐姐接去抚养。由于陆勇彪罪行、病情给家庭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经济困难，入狱后没有亲人和他通过音信，儿子也不愿见他。

　　经过曹斌多方联系、做工作，第二年春天，陆勇彪的姐姐和儿子从故乡来到了淝河监狱。当隔着会见栏，见到想念已久的儿子，陆勇彪激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转折点，陆勇彪的对立情绪从此渐渐消融了。他不再打架，开始和别人交谈，开始按照监规按时作息，从抗改走上了积极改造之路。几年来，他因悔改和突出表现获得６个表扬、１个记功，按规定将得到１年半的减刑，距离提前出狱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已经不远。

　　“跟着曹主任学，我明白了

　　该怎么做人”

　　在第二监区，曹斌的职务是教导员，但大家都习惯喊他“曹主任”——一个医生的称谓。

　　犯人付吉伟５年前因盗窃罪被判刑１０年，入狱体检时首次被查出艾滋病，并已进入全面发病期。因免疫系统近乎完全崩溃，他患上了严重的非特异性皮炎，全身溃烂流脓、流黄水，痛苦得吃不下、睡不着：“只要一出汗，全身比捅一刀还难受！”

　　万念俱灰的付吉伟让家人别再来看他，“我说我不能活着出去，家里人当时都哭了。”讲起５年前的情景，付吉伟仍然欷歔中眼泛泪光。

　　把他从绝望中拉出来的是曹斌的执著。“我当时传染性很强，曹主任照样每天亲手给我抹药，每过一两天就来问哪种药效果好，不断更换配方。”

　　半年的治疗后，付吉伟的皮肤停止了溃烂，但新打击又接踵而至。他又患上了糖尿病，父亲因病去世，同样患艾滋病的妻子带着小孩不辞而别。

　　“我的头像炸了一样。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心里就想着‘死吧！死吧！’”对于付吉伟的不幸，曹斌不断地去安慰，治疗的同时申请给予经济和生活资助。针对糖尿病人的饮食特点，安排食堂专门给付吉伟做杂面馍。

　　“没有人想来坐牢，但我如果不是正好在那个时候进来，正好碰到曹主任，真正用心地帮我，我肯定早就挺不过去死几回了。我永远都感激他！”

　　坐在记者对面，付吉伟郑重地说：“跟着曹主任学，我明白了做人应该怎么做。”目前，付吉伟的病情基本稳定，他的想法就是积极改造，出狱后重新做人，陪着老母亲度过余生。

　　“有时病犯家人都已经放弃了，

　　他还没放弃”

　　曹斌将监区较好的艾滋病疗效归结于3个方面：首先是服药的依从性好，每天每个病犯都在医护人员的直视下定时服药，“送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其次集中收治创造出一个无菌的环境，避免了外界流行的传染病。同时监狱里的规范管理，也避免了烟酒、熬夜和饮食不忌口。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宽松、平等的心理环境。曹斌说，一开始干警们也担心自身的安全，穿着隔离服、戴着专用头盔给病犯看病。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日常工作中不能这么做，“艾滋病犯们都很敏感，看到干警这个样子，就会觉得自己的病特别严重。同时他们的心理非常脆弱，害怕歧视，我们这样做不利于双方交流。”

　　“为了在监区里形成一种宽松、平等的治疗和改造氛围，我们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查房、体检、治疗、教育，都像对待普通的病人一样。除了进行有创操作和面对有攻击性的病犯，其他时候都不再用特殊防护。”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是千头万绪。据了解，在今年之前，二监区的４名医务干警要负责１５０名病犯，工作量繁重，曹斌已多年没休过假。

　　淝河监狱党委委员朱道伦说，根据岗位职责，曹斌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但他亲历亲为，每天对每个病犯询查一次。“他非常较真，对于病犯的片子和化验报告，从不会根据经验简单处理，而是每个病例都仔细分析研究。”

　　“有时病犯家人都已经放弃了，他还没有放弃。”２００８年２月，病犯刘华明因艾滋病并发结核性胸膜炎伴大量胸腔积液，呼吸功能衰竭，生命危在旦夕。时值春节长假，曹斌放弃了与家人团聚，赶到监区对刘华明实施救治。由于患者两肺重度感染，病情不断反复，短短5天内进行了10余次抢救。经过每天２４小时的不间断治疗，刘华明的生命得以挽救，曹斌却因连续熬夜而眼窝深陷。

　　曹斌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曹斌的很多同学已经是地方医院的领导、专家。也有不少人来挖他到地方医院或去做医药生意，但他还是痴心不改地坚守在监狱医院的岗位上。

　　“每当治好一个危重病人，每当一名病犯顺利出狱，都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候。”曹斌说，“病犯虽然犯了罪，但他们仍然拥有人格权和健康权，治疗和改造好他们是我的本分。”

　　他希望，社会各界能对艾滋病病犯多些关注，让他们出狱之后的路更好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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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艾滋病患者增长惊人，居亚洲第2位，全球的第14位。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本月内发布的最新数字，感染者以青壮年为主，20岁到29岁年龄组占到患者总数的一半以上。年轻人正处于性活跃的年龄，更易感染艾滋病病毒。今年11月30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家介绍，2012年，“关艾计划”将加强中基层艾滋病医师的继续教育，推广新的第三版《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在临床中的应用，让更多艾滋病医生接受全面、规范的艾滋病诊治技术培训，获得即时、前沿的艾滋病最新知识，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