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北山会议”之后不久，甘肃省陇东集团总经理高治林和他的团队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一连接待了两拨前来参观考察的队伍。头一拨是由甘肃省社主任张正谦带队的二三十个直属企业的一二把手，第二拨是由甘肃省社副主任周致平带队的三四十个省社机关干部。

　　参观考察的队伍来了，人们在这里究竟看到了什么，悟出了什么？

　　当人们抬头端详这高耸入云的建筑群时，有人不由得感慨万端：正所谓“历史是一本书”，轻轻翻过去就换了模样。前日声名显赫，昨日一文不名，今日东山再起，明日前程似锦，这便是今昔庆阳土特产公司发生脱胎换骨般变化的真实写照。最让人刮目相看的代表作，就是这座地处西峰区南大街88号、占地15亩、建筑面积70851平方米、高90米、28层的甘肃供销陇东集团大厦。

　　还有比这更真切、更励志的传奇故事吗？这座崛起于庆阳——这个新型石油城市最高的地标性建筑，即是庆阳土特产品公司凤凰涅槃的真实写照，又是甘肃供销合作社人“二次创业”的一个缩影！

　　那么，在这片面临官司不断、被人瓜分的企业原有土地上，是怎样建造起一座地标性建筑的？这群遭遇釜底抽薪、即将分崩离析的供销合作社队伍，是怎样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这家大批职工下岗、上访不断的“老大难”企业，是怎样一跃成为全省供销合作社的标杆企业的？

　　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封尘，去探寻其间的辛酸苦辣。

　　“建造这座大厦，

　　让我们体验到了当领头雁的千辛万苦！”

　　“与其说这座地标性建筑是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倒不如说是用供销合作社人的血和泪铸造起来的。”我们在庆阳公司采访的时候，好多员工几乎同一口径地这样倾诉。

　　此话是不是有点“感情用事”呢？且听他们的评述：

　　——建造这座大厦的15亩用地，是几百号职工靠不懈的奋争从“虎口”夺来的。因为，为了夺回这块本来属于庆阳土特产公司的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官司”一连打了好几年，上访的路不知道跑过了多少回。

　　——建造这座大厦，不仅凝聚了几代供销合作社人的心血，而且迫使几百号职工背水一战。因为，眼看着国字号的国合商业企业一家家被破产，作为最后的“留守”者，谁也不肯再步别人的后尘。

　　——建造这座大厦，让我们再次体验到了当“领头雁”的千辛万苦，因为，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处处体恤广大职工的苦楚，带领大家一起卧薪尝胆，有这样的好领导给我们带路，我们就没有飞不过去的火焰山……

　　果真如此吗？

　　“如果要了解陇东大厦的建设过程，那你们最好多与韩彦龙经理谈谈，因为修建这座大厦，他不知跟我跑过多少路，挨过多少谩骂，有几次被人殴打昏迷之后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多少年积攒下来的矛盾，现在需要几个人扛着。而要扛着这些矛盾，我们就得付出血的代价，尤其是韩经理……唉，为了修建这座大厦，我们的同志真的是受尽了委屈……”高治林说。

　　或许是提起几年来遭人谩骂和殴打的事容易引起伤感，或许是几年来头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当我们把采访机伸向韩彦龙的时候，他的两条腿竟然在不停地颤抖。看得出，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他总是下意识地一根接着一根抽烟，尽可能让自己不要情绪激动。

　　“谁都知道，陇东集团大厦是土特产品公司几百号人安身立命赖以生存的基础，建成与否，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当我肩挑这副重担的那些日子，只有一个信念，这座大楼要是盖不起来，我就从盖到最高的地方跳下去！因为，这座大楼所承担的风险，稍有不慎，留下的只有千古骂名。对于这种骂名，我韩彦龙一辈子承担不起……”

　　话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他赶忙用左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是怕我们瞧见他那滚下来的热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何况一个从战场死人堆里扒出来的人！

　　“我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庆阳人么，全当给家乡做了贡献了。可是高总他是为了谁？他撇下家庭一个人在庆阳奔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还要经常被人围追堵截，回家的半路上被人提刀相逼，就连住个招待所也得像过去打游击战那样，隔一段日子就得换个地方……”作为同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战友，一旦提及高治林的遭遇，一丝心酸总是涌上他的心头。

　　“那些日子，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撑下来的。说实在的，我们也是有家有儿女的人，谁能禁得起什么闪失？大楼盖起来了，对于其中的那些辛酸苦辣，真正又有几个人能知道？许多往事不堪回首，让人欲哭无泪……”

　　在庆阳公司采访，如此这般的评说总是不绝于耳。

　　“6年前，高总刚到这里的时候，总是带着一股子军人的气质，站在那里讲三四个小时的话都不见累。而现在，他有的时候坐着讲话还时不时的头上冒虚汗。看他累成这个样子，大伙心里很不是滋味。”

　　“5年前，韩经理刚调到公司的时候，身板直直的，头发又黑又浓，一看就是个当兵出身的精干小伙，可现在头发稀稀拉拉的连头皮都遮不住，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高治林不过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韩彦龙才48岁，但他们为什么来到庆阳五六年就累成这个样子呢？

　　在庆阳公司人的心中，他们的领导一个个都是拼命三郎：

　　“他们忙起事来就忘了吃饭，在他们手下做事要经得起饿肚子；开车出差的时候，也是他们一起商量工作的时候；几次累倒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医院……”

　　“在当今全省供销合作社的企业家群体中，高总应当是最勤奋的一个。因为他几乎主持了庆阳公司所有的营销会议，参与了每一次市场策划，为了办理几个项目的规划、设计和报批手续，每年总要去几趟北京、成都、上海等地。要说他这些年自己开着车跑过多少趟兰州、西安，恐怕只有他的车轮子知道……”

　　“公司由乱到治后，高总的压力明显加大了。职工们闹上访的时候，他希望大家相信政府相信党；他带领大家渡过了难关，他希望下岗的员工们都能回单位工作；企业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希望企业能够带动更多的供销合作社企业；现在，企业改制了，他又多了一份来自股东们的希望……”

　　而有人评价高治林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在这个供销合作事业风起云涌的年份里，高治林又启动了继陇东集团大厦之后的“二期工程”，开始奔波“平凉项目”、“兰州项目”。

　　也许，庆阳公司人更愿意为他们的领导颁发一个最佳“崇本务实”奖。因为，“崇本务实”是庆阳公司的企业精神，也是高治林的人生原则。此外，这位曾经带过兵的“获奖得主”，平常总是那么血气方刚，极重义气，即便是有人提着菜刀闯进办公室威胁他，他也在原则问题上也从不让步。而当对方气急败坏地举起菜刀砍伤自己的左手时，他却急急忙忙地打电话让司机即刻送对方去医院包扎伤口……

　　那个时候，高治林52岁，正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况且，他从嘉峪关市供销合作社调到省供销合作社之后就被任命为审计处处长。也就是说，即使在庆阳公司干不下去，他完全可以再回省社工作。但是，他那倔犟的性格早已注定他踏上这条充满希望却又荆棘遍地的旅程。

　　“九大难题就像九座大山，

　　但还得一个个搬！”

　　让我们先翻开历史的记载：

　　庆阳土特产品公司成立于1953年，属甘肃省供销合作社直属企业。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以前，它曾经是平凉、庆阳两个地市的供销合办处，肩负着率领两个地区15个县、300多个基层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的重担。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庆阳土特产品公司从供销合办处分割出来实行独立经营，并得以快速发展，公司不仅在平凉市设有农资产品中转站，而且在陕西省的咸阳市设有分公司。因为手里掌握着两个地区农业生产资料、农村生活用品乃至农副土特产品的统购统销大权，其可谓坐阵一方，规模非凡。但是，从1994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开始连年亏损，至2004年累计亏损3400多万元，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淖之地。

　　在此期间，公司先后进行过诸如承包经营、买断工龄、借资经营、自谋职业等一系列意在分流人员、减少负担的企业改革，但这些不仅未能将企业带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反而将企业拉入了各种官司，职工上访不断。从此，公司领导走马灯般地换了一任又一任，改革重建搞了一次又一次，但人们觉得企业越改越乱、人心越改越散，公司面临着“改死”还是“改活”的严酷现实。

　　“人心是用人心换来的。在改制中，只要设身处地为职工谋福利，我不相信他们还会闹！”在高治林的眼里，改制难就难在人心，难在平衡，难在壮士断腕的勇气，难在革自己的命的时候，能让每一个利益相关者和你一起去革命。

　　有人掰着手指给我们细数过高治林团队当时面对的“九大难题”：

　　——历史遗留问题多，解决起来难；

　　——各种官司缠着身，安心做事难；

　　——旧房拆迁麻烦多，实施起来难；

　　——下岗职工比较多，重新安置难；

　　——项目风险系数大，筹集资金难；

　　——资金压力非常大，往前推进难；

　　——机制不活压力大，人才调进难；

　　——分配机制不健全，业务推进难；

　　——领导班子不团结，管理企业难。

　　“这九大难题就像九座大山，但还得一个个搬！”有人说，当初高治林说这话时真可谓是铁锤砸钢板——当当响。

　　在采访中，记者问高治林：“大家都说是你把一个上级领导打算‘放弃’了的企业终于带上了正路，那么你究竟靠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个人觉得，除了靠省社党委和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还得靠强烈的使命感、人格感召、魄力手段和职工队伍。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单位搞得好不好，关键就看领导班子的人品好不好。如果他们是脚踏实地为大家干事的，那么这一班人就是一面旗帜，他们走到哪里，大家会跟到哪里。相反，这一班人是一帮自私狭隘、小肚鸡肠的人，那这个企业肯定是走不远、做不大的。再就是，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职工，但凡一个单位乱了，绝对不是职工的问题，而是领导的问题。在我看来，没有治不了的兵，也没有带不好的单位，就看怎么个带法。所以要相信大多数人，依靠大多数人，要始终把大多数职工团结在党委周围，并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不同的方法，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问题。”

　　高治林说得极是。正如有人评说的那样，“6年来，是他率领着庆阳公司人左冲右突，终于在这片面临官司不断、被人瓜分的土地上建造起了这座地标性建筑。是他率领着这群遭遇釜底抽薪、即将分崩离析的供销合作社队伍卧薪尝胆、东山再起。是他率领着这家大批职工下岗、上访不断的‘老大难’企业，一跃成为全省供销合作社的标杆企业。而这些看似奇迹的背后，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曲折。”

　　一位职工说，一个企业如同一个小社会，总有极少数人不愿意过消停的日子。但是，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大多数职工都被事实、成果所感动、所教育，因而在后期的建设中没人再想或者没人再敢出来干扰。特别是通过几年时间的教育引导，职工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风气正了，公司的凝聚力也强了，职工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更加坚信不移了。现在无论谁，如果再做有损于公司稳定发展的事、做干扰破坏开发与改制成果的事，都会遭到广大职工的强烈反对与谴责！

　　在一个“老大难”企业做好人的思想转变不易，而要在一个穷困潦倒的企业图谋发展则更难。

　　根据预算，修建陇东大厦至少得耗资两个多亿元，可当时公司账面上只有可怜兮兮的2000万元赔偿金。严格地讲，这笔赔偿金中有702万元应该用于企业改制时支付员工的身份置换金。而其余的还不够支付在职职工3年工资和一百多名离退休职工所欠缴的“三金”等等。那么，能不能说服大家先把这些钱投向陇东大厦项目建设呢？他心中一直在如此盘算。

　　但是，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有关人士后，没想到他们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摇起来，“老高啊，你的这个想法简直就是个天方夜谭，这里的人们闹腾了十几年，不就是为了争取这些养老的钱么？！”

　　然而，当高治林将自己的想法在职工大会上全盘端出来后，几百号子员工却一致赞成。这个想法就是将建设中的陇东大厦一楼5000多平方米商场产权按照工龄长短如数置换到每个在职职工的名下，剩余的18000平方米商场作为公司发展经营的基础设施。

　　与过去十几年间折腾来折腾去的所谓改革方案相比，这可是个极大的反差。

　　1997年制定的身份置换补偿金是按每年1700元计算，到了2007年仍然按这个数字办理，谁还能接受那他肯定是一个大傻瓜。

　　但是，如果把这些为数不多的身份置换金变换成商场的一部分产权，那就大不一样了。如今的人谁不会算长远账？且不算那一直在升值的商场产权，就算眼前商场承租出去的收入，如果你有20平方米的产权，毎个月就会有数千元的收入，那么一年是多少？10年是多少？20年是多少？50年是多少？

　　所以，当高治林那“任何时候都不要亏了老百姓”的置换方案一经摆到桌面上，自然会让大家百分之百的拥护。

　　“梦想”究竟是怎样变成现实的？

　　有了建设陇东大厦的第一笔启动资金，高治林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知道，只要这第一笔钱握在手里，就不愁有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

　　虽说拆除十几亩地上的各种旧式建筑物的时候费了许多周折，甚至打了几场官司，但最终还是庆阳公司人取胜。

　　虽说要在建设蓝图上盖上百个章，需要跑烂几双鞋，磨掉几层嘴皮子上的肉，但最后庆阳公司人还是达到了目的。

　　虽说建设初期由于个别施工单位偷工减料、以劣充优而导致工程整顿，但庆阳公司人及时依法处理，杜绝了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那些日子，为什么大伙儿总是敢于“碰硬”的同时也敢于“软缠硬磨”？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在自家的地皮上要建一座庆阳市地标性的摩天大厦，这不仅是为庆阳公司今后的生存发展打基础，也是在为第二次创业的全省几万名供销合作社人争口气！

　　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当庆阳公司人把那种憋了十几年的劲使向建设陇东大厦的时候，那股子拼命精神简直是嗷嗷叫！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有人看见韩彦龙质问一家建设商为何将不少沥青撒向陇东大厦的一片墙，而被恼羞成怒的对方出动十几人打昏在地，只一个电话，不到5分钟，庆阳公司的一二百号人不但齐刷刷地赶到了现场，而且将肇事者扭送到了公安部门。虽然事态再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演变，但庆阳公司人那种群情激昂、雷厉风行的阵势，让许多围观的人由衷地嘣出一句话：“如今的土产公司人变了，的确变了！”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发生巨变的不仅仅是这里的人的思想和观念，还有人的思想和观念发生转变之后带来的物质巨变。

　　不是吗？眼看着陇东大厦一层接着一层地往上窜，很多庆阳人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曾经欠账累累，如今他们凭什么突然“牛气”起来了？修建这座摩天高楼得靠数不清的真金白银作铺垫，而他们凭什么能从未断过建设资金？

　　只有庆阳公司的人心中明白，那就是全凭高治林一班人在这期间对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深挖细掘——那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都会用百分之百的力量去争取。

　　此言在理，在中国，做大做强的企业大都直接得益于政策环境。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家能长期对政策环境保持敏锐，那么他们原先只希望获得一杯水，后来却会在不期然间拥有一条河。

　　有人算过账，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他们争取到的政策性减免费用就多达4000多万元，而精打细算抠出的建设费用不下3000万元。

　　事实摆在眼前，有谁不对这位具有非凡谋略的总指挥刮目相看呢？按照庆阳公司当时那种资金捉襟见肘的状况，一般人都会认为建成陇东大厦是白日作梦。但是，高治林他们却的的确确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有些事现在说起来还真的有点脸上挂不住，可是陇东大厦就是这样在软缠硬磨中一天天长大的。”说起这种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韩彦龙这样描述道。

　　“为了节省一些费用，我们在一些单位的接待处一呆就是一星期、半个月。那会儿，我们早就不把脸皮当脸皮了。期间也有人好心相劝，又不是你们家盖房子，你这么执着是何必呢，省这几个钱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说实在的，谁不爱面子，谁愿意天天以这种形式被人接待？可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明白，不省出那几个钱，大厦就起不来。”

　　韩彦龙介绍说，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建设这座庆阳市的地标性建筑，仅靠东省西省的“那几个钱”的确是不够的。那么怎么办？只有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些办法就是：办手续时尽量争取优惠一点；销售工作中，做到尽量开盘早一点；建设中，公司尽量多筹一点，施工队先多垫资一点；销售当中，按照合同约定先支付一点。不管怎么说，能想的点子都想尽了，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保证建设工程的资金链正常衔接。幸运的是，陇东大厦自开工到建成，资金链从未间断过。

　　是啊，建设这座被人戏谑为“白捡回来”的摩天大楼，的确有太多令人回味的事情。

　　韩彦龙说，“为了把大厦设计好，我们先后到西安、大连、青岛、上海、杭州、北京等地进行了考察，根据项目所处位置，在楼盘设置上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让3家设计院设计出8个方案供大家参考筛选，最后在科级以上干部会上投票确定了上海设计院的方案，并在职代会上讨论通过，报省社审批。”

　　公司售楼部的李晓锋说：“陇东大厦从开工到竣工，我们没向省供销合作社和市政府要过一分钱，没向银行贷过一分款。从设计、招投标到施工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先把方案提交职工大会讨论，民主决策，大家说了算。”

　　公司出纳贺勇慧说：“去年8月，当香港嘉华集团提出将二、三、四层的商场以每平方米18000元整体收购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因为，只要将这些商场兑换成现金，公司不光可以不再为筹集建设资金发愁，而且手中握上两三个亿，你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但高总他们却是从长计议，不愿这样做。”

　　公司办公室主任马勇强说：“过去，省社和市政府领导一听见庆阳公司的职工闹上访就摇头，如今看着陇东大厦巍然屹立在那儿，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当初我们悬着的心，如今终于可以放下了！’”

　　公司副总经理刘庆琳说：“高总来到我们庆阳公司以后，他的功绩不仅仅是带领我们修起了这座庆阳市地标性建筑，更重要的是引导我们改变了如何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争取他们方方面面的理解和支持。”

　　大家说的都在理，可作为掌舵人的高治林却要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他感慨地说，“面对一系列的改革，敢不敢革自己的命，是一家企业或个人能否永续成长的关键。如果一家企业长期呆在自我养成的‘舒适区’，最终必然会被市场迷惑，进而抛弃。”

　　是的，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高治林说他在庆阳公司每天都有一种如履薄冰的紧迫感，这并非做作的谦虚。

　　——正因为有着忧患意识，他们着手狠抓企业人心，解决了公司15年来积累的一大堆矛盾和问题；

　　——正因为有着忧患意识，他们着手抓拆迁时，敢用强有力的措施拆除地面上所有的建筑附属物；

　　——正因为有着忧患意识，他们一边恢复供销合作社传统业务经营，一边精心运作房地产开发事业；

　　——正因为有着忧患意识，他们着手抓企业资产清欠工作时，敢于碰硬，敢于坚持原则，从不随意妥协;

　　——正因为有着忧患意识，他们在解决众多影响企业稳定的“老大难”的时候，总是高治林亲自带领工作组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