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摄制组出雁门关，来到山西山阴县的棋道地村——当年名为歧道地，是北上商道以及人口移民前往东口张家口、西口杀虎口的分道之地。

　　在歧道地黄花墚的尽头，由南而来的道路往西、往北分作二途。往北的商道经重要集散地大同后，再转而往东，经阳高、天镇延伸向张家口，即东口。往西的即往右玉县经杀虎口向北进入内蒙古地区，被称为走西口（虽然山西西路商人和移民都走西口，不过那首著名的《走西口》民歌，唱的内容主要是去讨生活的移民的情况，而不是晋商）。当年歧道地是服务于茶路商道的、繁华热闹的小集镇，在公路铁路兴起后，因为不再位于商路上而迅速衰败，现在棋道地村只有当年本地商户的个别后人还能指认一些当年留下的残垣等等。

　　西口杀虎口，在明代是长城要塞，名为杀胡口、杀胡堡，从这个名称可见当时长城内与边塞民族关系的紧张状况。隆庆和议后明朝在长城沿边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开设互市，大同右卫即于此时设马市于杀胡口关城下，使之成为边贸往来的孔道与平台。

　　入清，杀胡口改名为杀虎口，因其位于西北商道的交通枢纽，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在杀虎口设税关，次年“设监督一员，经收课税”。此后，又在归化城设分关，沿长城内外大同得胜口、河曲、包头、托克托、阳高和天镇等处设税收分局、支卡，专门负责征收东自天镇、西至陕西神木一带的关税。并规定，“商人运载货物，例需直赴杀虎口输税，不许绕避别口私走”。

　　杀虎口是清廷重要的常关之一，虽然税收额在清政府国家税收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因为地处蒙古与中原要冲之地，“蒙古诸藩部落数百种，分为四十九旗，臣其酋长而抚其民人，其通贡往来必道于边关，而杀虎口乃直北之要冲也，其地在云中之西，扼三关而控五原，自古称为险塞”。其人事管理因为清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比较特殊，管关人员由户部专差司员，与张家口相同，一直全部是满、蒙官员，有“非满人不得与其职”的说法。杀虎口监督的任期短暂，一般为一年，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才与张家口一起改为三年一任。监督任满时要向皇帝奏报请旨更换，如仍继续留用须得到皇帝批准。因为军事角度的战略意义以及经济利益，清廷始终直接控制着杀虎口的人事及税收。

　　杀虎口的税收正是和西路晋商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的杀虎口随着货物流通量的逐渐增加，呈现“道通北藩，为牛羊、马驼、皮革、木植之所出，商贾称络绎焉”的繁荣景象。顺治设关，虽然管理严密，但无论民人还是商人，只要在杀虎口办理印票，即可出入关口。雍正初年，山西西北和晋中的平民及商家纷纷赴西口谋生寻找商机，形成一股走西口的浪潮。祁县著名的商家乔家，就是在此时走西口至包克图，从小本经营开始做成大商号，并使包头城因之平地兴起。

　　西路商出杀虎口直北60公里，就到达内蒙古的和林格尔，再北行50多公里就到达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越过大青山后分为两向，一支路往西北，经包头到达乌里雅苏台（今属蒙古），一支再往北到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

　　西路商主要经营对蒙古部落地区的贸易，一般称之为旅蒙商，总号设在归化城的大盛魁为其最著名的商号，其经营管理独具特色，所经营物品无所不包。就与茶叶之路相关的内容而言，大盛魁早年就设立专营茶叶的茶号三玉川和巨盛川，并率先在湖南收购加工茶货，并且也曾参与中俄恰克图边贸。但是茶叶的对外经营在西路商的经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买卖之城恰克图的中俄茶叶贸易中，很少看到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