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的西南季风过境时，斯里兰卡的产茶区正在采摘，狂风暴雨不但造成了人员伤亡，也使茶产业大受影响；与此同时，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产茶区却正在经历干旱，缺水同样让当地茶农不胜其烦，茶叶产量日趋下降。精明的茶商在此时或可看到国际茶市供求关系出现变化的利好，比如肯尼亚就反应迅速，仅5月就比去年同期多出口了52%的茶叶，而观察家也正好借此机会考量一番产业与环境发展的问题。

    印度是世界第二大产茶国，仅次于中国，其产业主要集中在阿萨姆邦。去年印度全国茶叶111.1万吨的产量——这个数字大约是全球茶叶产量的22%，其中一半来自阿萨姆。而今年季风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其在最关键的5月茶产量就下降了6%。

    茶产业首先是农业，必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而印度茶叶价格上不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频繁的暴雨等气象灾害造成的产品质量不稳定。这一方面是茶叶生长、采摘环节有赖“天公作美”，另一方面则是茶产品加工、制作所需的能源同样受制于环境因素。众所周知，茶叶是易腐的农产品，一旦加工不及时便可以使产品质量大大受损。去年夏天印度那场震惊世界、让6.7亿人民陷入黑暗的停电事件彻底暴露了该国能源问题，阿萨姆邦茶企自然也不例外——越是干旱，茶农就越抽水灌溉，电网负荷超载便全线崩溃。这也是阿萨姆邦茶叶种植公会（Assam Tea Planters' Association，简称ATPA）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独立发电权的原因。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电力一直由中央和地方（邦）双重管理，调度体制分散，各方利益冲突剧烈，而阿萨姆邦的茶企并不具备独立发电的资格。与此同时，印度在环境与能源保护方面管理十分严格，国家环境与林业局强制规定禁止使用石化燃料，这就为茶企发展设置了极大的障碍。茶产业在与诸如能源、电力等强势行业的竞争中寻求发展空间，尤其在平衡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有利于公共的管理选择和产业方向，既需要印度政府在中央集权上协调管理，对阿萨姆、大吉岭等国际知名的地理品牌予以大力扶持，也需要茶企积极争取行业权利，开展多元化经营，以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化。毕竟，印度有逾300万茶农，2011年、2012年出口创汇达598百万美元，也是其国家重点产业之一。

    印度面临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产茶国普遍现象，茶产业如何能在资源、环境和其他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合作间谋求自身的发展？印度目前正在进行的探索或有借鉴意义。

    仍以阿萨姆邦为例。首先，当地茶企组成的行业公会已有近百年历史，这就构成茶产业与政府、能源企业等相关部门斗争、协商的重要力量。阿萨姆茶叶种植公会（ATPA）的年度会议已经成为茶企与国家茶叶管理局有效沟通的平台之一。在今年6月30日召开的第76届年会上，ATPA代表就提出要求政府出面协调茶企与燃气公司之间就使用天然气独立发电的纠纷，要求提高茶企使用太阳能的政府补贴。这种非盈利的行业公会是一个产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不但可以凝聚力量为行业权利呐喊，同时也是行业自律的基础。

    其次，政府大力投入对小微茶企、茶农个体的资助。根据印度茶叶管理局的界定，拥有不超过25英亩（约合152亩）茶园者为“小茶农”，全印度大约有20万小茶农，其茶叶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正在修订中的印度茶叶法案（2013）拟规定，向小茶农收购原叶的原料批发商成本应在65%以上，且其市场销售的70%必须通过拍卖系统。这就意味着茶叶二道贩的毛利最多只有35%，而拍卖系统则保证了销售价格的透明。茶叶管理局还在每个种植区设立监管委员会，保证小茶农的权益，同时也约束化肥使用等环境问题。

    再次，印度政府与ATPA公会都倾力支持阿萨姆地区的茶旅游业发展。这是茶产业向文化产业升级、转化的关键，也是彻底实践环保理念的产业形态。这一点阿萨姆邦需要向尼尔吉利斯邦学习，后者始终把旅游和茶叶作为两大支柱产业。目前ATPA正在努力说服地方政府在阿萨姆的茶叶之都阿洪姆（Ahoms）修建一个新的机场，从而将阿萨姆与其他临近邦的旅游资源连成一条线。事实上，印度茶文化的产业化转型并不成功，在国际市场上，印度更多是卖产品而非卖文化，虽然有阿萨姆、大吉岭等著名地理品牌，却未能讲好茶叶的“印度故事”。印度茶产业显然意识到这一问题，茶旅游是茶文化产业的当然起点。

    以阿萨姆为代表的印度茶产业，在第三世界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历程上有很典型的意义。在1999年—2007年全球茶叶价格大跌期间，阿萨姆地区频发的武装叛乱曾让这一地区饱受重创，但逐渐恢复元气的茶产业已有极大进展：去年印度茶叶的平均价格已升到2006年的两倍。虽然与中国茶叶出口相比，印度还有待进步——2012年二者差距达57.7%，但如果能在政府调整相关产业管理机制的同时，保持向行业协会建设、资助中小茶企、发展文化产业三个方面的倾力，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难题就有微观破解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复合了农业、加工业与服务业三种产业形态的茶产业可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晴雨表。

    （作者系文化产业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