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和部署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以后,各级各部门从不同区域和不同方面研究部署了推进供给侧改革工作。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一、什么是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一词来源于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学者针对二战以来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生产停滞、失业严重、物价上涨等“滞胀”局面和政府干预过多、效率低下等问题,强调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通过改善供给侧管理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主张通过减税收、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刺激企业和个人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的积极性。这就是供给学派的主要主张。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运用这一理论,分别采取减税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供给侧管理措施,帮助本国走出经济衰退,实现经济复苏。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是借鉴供给学派主张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合理内核、结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实际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出了明确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简单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侧入手,解决供需矛盾,提高经济效益,优化生态环境。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明显区别,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改革背景有区别。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增长下行、企业效益下降、宏观调控效果欠佳等问题与上世纪80年代初英美处境有些类似,但内在机理并不一样。英美当年面临的是生产停滞、失业严重、物价上涨的“滞胀”,因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需求侧管理手段无法同时实现稳增长、控通胀的目的,于是就通过推行以减税收、减管制、减福利、国企改革等为内容的供给侧改革来刺激供给,同时实现稳增长、控通胀的目的。当前我国经济主要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了背离现象: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这种情况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若照搬当年英美治理“滞胀”的“刺激供给”办法来解决我国面临的“债务—通缩”问题,会加剧通缩压力、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我国的供求矛盾不是简单的供给数量问题,而是需求升级带来的供给结构问题。
二是改革手段有区别。供给学派是针对凯恩斯主义而生的,自然要实行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措施。这是当年英美改革的基本手段。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调整要素配置、优化供给结构,自然也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决定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英美当年改革的手段是一致的,不是搞新计划经济。但是,我国去除污染生态环境的产能、完善缩小两极分化的体制,仅靠市场是做不到的,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的协同作用。因此,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实际上是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又要有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协同作用。
二、我国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简单地说,供给侧出了问题。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两个基本面,两者不可偏废。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需求来带动,常用手段是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供给不适应需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的矛盾主要方面已经从需求侧转到了供给侧。如,奶粉、服饰、化妆品等产品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其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又如,2015年春节10天,45万国人在日本消费近60亿元人民币,人均1.3万元,日本商场单价2000元人民币以上的马桶盖几乎被国人扫空。这背后就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当前,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品质,但供给没有及时变化,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这些都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但供给没有变,出现了供需结构性矛盾。显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因此,解决当前经济问题,必须由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转变为供给、需求“两手抓”,并着重创新供给管理。
与此同时,供给侧的其他问题也不少。如,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价格居高不下;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污染产能退出困难,国企退出举步维艰,环境防控任重道远;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低收入农户、低技能员工增收困难问题日趋突出,等等。
这些都表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必须将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扩大需求转到主要依靠改善供给上来,推进供给侧改革创新势在必行。
三、我国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内容
改革主线:调整优化供求结构,即: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改革目的:使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使生态环境得到更好保护;使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改革手段: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有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发挥社会协同作用,让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制度和管理等要素从产能过剩领域流动到有较高需求的新领域去,推动传统动能转型发展、先进动能异军突起,形成“双引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改革任务:当前重点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改革政策: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即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即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即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即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即要守住民生底线。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四、供销合作社的供给侧问题
基于上述改革内容,我们重点查找和分析一下供销合作社在供给侧方面存在的短板和问题。
供销合作社,无论是“供”还是“销”,都是供给侧中有机一环。“供”,就是农资供应和日用品供应,它们的品种、数量、质量、使用和供给渠道、方式等情况都会影响农业和工业生产、农产品和工业品供给,农资供应是农业供给侧中的首个环节,日用品供应是工业供给侧中的最后环节。“销”,就是农产品销售,其品种、数量、质量、品牌和销售渠道、方式等情况也会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是农业供给侧中的最后环节。对一些社有企业来说,“供”还包括原材料供应,“销”还包括商品销售。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供销合作社总体上存在“三重三轻”现象:在总体发展上,重社有经济,轻为农服务;在为农服务上,重功能建设,轻利益共享;在社有经济上,重眼前利益,轻战略发展。无论是为农服务还是社有企业,长期形成的低买高卖的简单供销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现代消费的发展要求,无论是农资供应还是商品销售,长期形成的商品流通的单纯买卖关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联合发展和共建共享的客观要求。
从为农服务来看,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多元化,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但供销社为农服务的供给方式变化不大,不能很好适应农民需求的变化。在农资供应上,许多地方仍维持着“一买一卖”的传统经销方式,既难以适应农业标准化生产、绿色化发展过程中测土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的要求,也难以适应农业规模化和农民老龄化的趋势,许多农资经销者对发展融商品销售与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全套服务、精准服务,想得不多、做得不够。在农产品流通上,虽然我们建了不少农产品批发市场,但经营的主要是出租物业,对市场行情、消费需求的变化研究不多,信息服务做得不够;参与公益性农贸市场建设和管理有所进展,但尚未形成可复制的样板;农产品品牌繁多,品牌化营销尚未形成整体合力;流通企业龙头作用薄弱,贸易对加工和生产的带动作用不力、联结关系不紧。在农村商贸服务上,许多地方错过了城乡商业服务连锁化、超市化的机遇,配送龙头企业培育滞后,村镇网点不成体系;许多基层供销社面对个体私营商业服务迅猛发展,甘愿萎缩让位,参与竞争、再创辉煌的勇气不足、办法不多。
从社有经济来看,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浙江供销合作社系统形成了以社有资产为主体、经营者和员工普遍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格局。这种体制有较强活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经营结构上,许多企业存在急功近利倾向,长期盘踞在传统领域和贸易环节,既不敢开拓新的产业,也不愿延伸产业链条,无技术、无品牌,利润薄、风险大,一旦经营骨干离职,经营业绩就一落千丈。一些地方虽然发展了一些新产业、新业态(如电子商务),但赢利困难,持续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在经营决策上,许多企业风险意识不强,大单贸易、大额投资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致使一些贸易和项目难以扭亏。在经营管理上,企业董事会内部对决策的监督机制、监事会对决策的监督机制、控股者对企业决策的监督机制尚需完善。
从体制机制来看,在联合社层面,参公管理稳定了人员队伍,但体制不活、动力不足、经营管理专业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联合社行政化、机关化倾向明显,内设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联合社与成员社缺乏产权纽带,层级联系比较松散,工作效率不高、执行力不强。在基层社层面,不仅基层社数量不足、实力不强,而且组织不规范,与农民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没有形成组织上、经济上的紧密关系,难以成为以农民社员为主、符合合作社原则的规范的合作社。在社企关系层面,社资企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分的情况依然存在,企业为农服务的体系尚不健全、机制尚不完善,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的利益共同体尚未形成。
(未完待续)
(作者系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