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2012年度南京市重点行业“向人民汇报”述职评议活动中，南京多家银行公开承认与第三方催债公司合作向市民追债。

　　对于此事件，很多市民十分愤慨。银行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银行催债业务外包，明显有不适之处。在所有的口诛笔伐中，一个最普遍的观点是，银行为什么要选择讨债公司，而不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面对欠款赖账的客户，银行是权益的受损者，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催债。

　　对银行而言，这样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或者说常识不会不清楚。但为何银行要撇开法律另辟蹊径选择催债公司？除了业界人士所述“催收的业务比较简单，同时工作量又比较大”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追债的效率上，司法手段不如方法灵活的催债公司。如果诉诸法律，就会陷入效率低、成本高的怪圈。现在，银行宁愿把催债任务交给私人公司，也不愿诉诸法律，其实折射出的是法律所面临的困境。

　　当前的司法环境存在程序复杂、执行效率不高的现象，案件可能一拖再拖，仲裁、诉讼等一路走下来，银行等得“花儿都谢了”。然而，如果银行胜诉了，马上又要面对另一个更艰巨的问题，就是执行难。目前，法院积案如山却执行寥寥，钱大把的花了，银行换来的可能只是一纸胜诉判决。具体来说，法律疲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成本高。如诉讼收费问题，国家规定的诉讼费标准是按起诉金额的2%收取，但在银行诉讼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收费普遍高于国家规定，且执行收回的款项还会被相关部门占用，再加上其他费用，最终导致银行执行成本高，影响银行依法收贷的积极性和效果。

　　第二是效率低。一方面是通过法律途径程序复杂，以及耗费的时间令许多银行望而却步，影响银行选择法律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是执行立法滞后。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在执行工作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这些条文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由于行政干预过多，个别执法人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开展工作，执行案件积极性不高，导致“胜诉容易执行难”，给银行维权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是损失大。相关部门为了提高案件的执行率，可能要求银行接受被执行人的抵押财产。由于抵给银行的资产存在评估计算标准有偏差、抵贷物的变现难度大等问题，使得各行对此种受偿方式普遍持否定态度。

　　此外，破产制度不完善、司法难以独立等问题，都严重影响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度。这也是银行最终无奈选择债务外包的主要原因。

　　由此推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改革司法制度入手，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行力度，让社会信任法律，让银行信任法律。真正做到这一点，银行债务外包的现象才能消失。